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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城市化本源于工業化階段產業資本集中所催生的勞動力規模化需要，工業的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等內在特性，決定了產業集群要和城市帶疊加在一起。而農村本來“十里不通風”，農業本身是個自然過程，因此，強行把農村和農業拽入工業化車道，國際社會公認的教訓就是“雙重負外部性”：環境污染和不安全食品等自然界對產業集中的大城市的反抗，我們每個人都深受其害。

事實上，工業文明時代向生態文明時代轉變的基本原因，就在于產業資本過剩。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將更加受制于資源高度短缺、環境非常緊張，尤其要注意汲取其他國家的重大教訓。以巴西、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之路，其特征是“空間平移，集中貧困”，各地農村貧困人口移入大城市，造成貧民窟中的黃賭毒泛濫。比如巴西，雖然實現了80%以上的城市化率，但大多數是在貧民窟中受黑社會控制，甚至要用國防軍來掃蕩才能維持世界杯足球賽的安全。

因此，城鄉一體化原則下的新型城鎮化，絕非簡單看城市增加多少人口。國家更不能任由短視的城市資本下鄉去占領作為中國歷次危機軟著陸載體的農村。要在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矛盾下開展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建設，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給出了一些指導性的政策原則，比如，按照城鄉統籌原則給農民以平等待遇，以優惠政策重點扶持城鄉居民在城鎮創業，更加強調鄉村可持續發展，把提高農民組織化作為改善地方治理的基礎，等等。

始終應記住，改革，而不是資本，才是新型城鎮化的真正動力。（溫鐵軍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課題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