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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0日，新華社發表《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文章指出：近年來，我國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文章用白、黑、灰、血、金5種顏色，概括當前形形色色的“權力收入”。

與此新聞揭示情況相似，文學界的貧富差距和分配失衡，也正是近年來作協體制屢遭詬病的根本原因。極少數官員作家對國家文學資源的全面壟斷，已逼近廣大作家和社會公眾的“容忍紅線”。局外人認為作協是個清水衙門，其實不然。國家每年7個億，只養200名作家。中國作協比世界上任何作家組織都有更大的權力和資源，作協官員壟斷著龐大社會資源的分配權，最終成為國家文學投資的唯一獲利者。

透視作協官員“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的權力收入，足以讓人觸目驚心。

其一，白色收入。所謂“屁股決定腰包”現象，在文學界極為突出。作家收入高低不靠勤奮筆耕，而是靠“搶身份”。一旦當上作協主席，就等于“搶”到了部級、局級的官員待遇，搶到了專車、工資、福利房的高收入。此外，作協主席的官員身份還能使其輕而易舉地獲得高額版稅，屢登富豪榜；在文學評獎中也能頻頻折桂。作協官員合法的白色收入，遠遠高于其他部委官員，甚至年逾百萬。

其二，黑色收入。作協官員向貪官兜售作家桂冠，可稱黑色收入。舉全縣之力玩詩歌的“最牛貪官詩人”李鳳臣(原山東省齊河縣委書記)，連獲中國作協會員、國家一級作家，出版了7本詩集，一年由作協召開7次研討會……僅2009年，中國作協就開除了6名獲刑貪官會員。貪官作家為何喜歡躋身作協？是誰把他們引入作協的？又有著怎樣的幕后交易？

其三，灰色收入。作協官員坐在主席臺上坐享的高額回扣費、出場費、紅包費、講座費、冠名費……可稱灰色收入。

其四，血色收入。公款吃喝、公車使用和公款出國等“三公”問題，是百姓椎心泣血的話題。作協一次豪華采風500萬，一次詩歌節3000萬，奢華年會入住北京飯店、錦江飯店等高檔會所……納稅人養活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協官員；不但要支付作協官員的工資，更要為他們的“三公”消費埋單。

其五，金色收入。作協官員還擔任各項國家級文學獎的評委會委員、主席，而每項文學獎開場，都意味著財源滾滾。正在進行的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除專項國家撥款外，中國作協發言人陳崎嶸還介紹：“本屆(第5屆)魯迅文學獎……李嘉誠基金會一次性資助人民幣500萬元。紹興市政府也將為第五屆魯迅文學評獎和頒獎活動提供支持。”(2010年3月3日《京華時報》)企業贊助+國家撥款+地方財政，令文學獎“錢”途光明金光燦爛。至于文學界多次質疑的“跑部錢進”，因是隱性收入就更難計算了。由此，盡管肖鷹教授等專家對文學評獎屢次叫停，但作協系統的魯迅文學獎、兒童文學獎今年卻依然鳴鑼開場。原因很簡單，讓官員作家把到嘴的肥肉吐出來，可謂與虎謀皮。

在民間團體、政府機構和文學產業三位一體的作協體制下，少數作協官員集官員、民間團體主席和企業法人于一身，將龐大的文學利益壟斷手中。

這種凸顯權力分配的作協體制，從制度上激化了作家之間身份、地位和收入的巨大差異，導致文學界嚴重的分配不公。在極少數作協官員成為富豪的同時，一些作家靠寫作無法維持生活，甚至淪為赤貧。2006年發生的遼寧作家洪峰“乞討風波”，以洪峰公開退出作協告終；2007年10月，青年詩人余地自殺，留下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兒子；僅10個月后，青年詩人吾同樹自殺，辭世時身上現金只有200元……同樣用筆寫作，有的作家享受著高額榮養，享受著奧迪車、五星級酒店的待遇；而有的作家卻上街乞討甚至貧病自殺。可見，國家對文學的巨額撥款，只是養富了極少數作協官員。國家撥款越多，作協官員的欲望就越高，文學界的分配不公就越明顯；而大批真正有才華的民間作家、網絡作家和中青年作家，卻享受不到國家文化投資，不僅很難脫穎而出，甚至連生活都難以保障。

作協近年屢遭詬病，說明文學界的分配不公，已逼近廣大作家和全社會的“容忍紅線”。值得追問的是，7個億養200名作家，到底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