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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袁濟喜

主講人簡介：

袁濟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學特聘教授。

國學與中華文化有著天然的血脈，是中華文化之魂。中華文化有著人文地理與文化人類學上的深厚根基。中華民族的這種文化傳統是在洪荒年代艱苦卓絕的生存環境中萌生的，其淵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意蘊與歷經滄桑而不泯的血脈，植根于這塊黃河長江流淌滋潤的農業文明大地之上。《易傳》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我們民族精神與中華之魂的寫照，也是燃照今天的火炬。在這一講中，我們想著重談談這一話題。

一、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根源

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于黃河、長江流域一帶。中華疆域東臨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瀕高山雪峰與萬里荒漠，西南則聳立著青藏高原。處于這樣一種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環境中，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閉與獨特的一面，因而它的民族意識是十分強烈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五千年一以貫之的文化傳統。

中國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人類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從目前考古學上發現的中國猿人的一系列遺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不過從文化人類學上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遺跡。它比較全面地展示了中華民族在母系氏族時期的生存環境和生產方式，此外，還有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是依賴天時地利來從事農業生產，同時又是十分原始的，面對的敵人也是空前強大的。從《周易》的內容來看，先民們生活的這一帶天氣變化無常，洪澇旱災時常發生，它無情地侵襲著人們，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與猛禽野獸襲擊人類。西漢時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編著的《淮南子·覽冥訓》中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耑民，鷙鳥攫老弱。”這里描繪了一幅可怕的圖景：洪荒年代，地震頻發，山火猛烈，洪水肆虐，猛獸與惡禽撲食人類，人類是多么哀哀無告，然而又是多么艱難地與自然界作斗爭，以爭取生存呵。這種艱苦的勞動與生活條件，造成中華民族比較務實的性格。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曾經說過，中華民族因為生存之不易，故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實際，輕玄想。中華文化形態本質上是世俗文化，樂天知命，生生不息。前幾天，我剛從四川都江堰出差回來，深深感受到當地人民在經歷了汶川大地震后樂觀向上，自強不息的精神情緒與重建家園的堅毅剛健。作為人文學術的國學成為中華文化的精神意蘊，具有替代宗教的意義與功能。

在遠古洪荒時代艱苦而惡劣的環境中，先民們依托氏族血緣關系，筑成集體堡壘，以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與外族的凌犯。基于生存的需要，中華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人相和對于集體生存的重要性。現在我們言必稱“和諧社會”，其實導源于先民的生存環境中。孔門弟子說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這里所說的“先王之道”與其說是個別圣人的說教，毋寧說是遠古生民的共識。中華文化之魂就是由這種血親形態與觀念建構而成的。當時的人被牢固的血緣紐帶聯結在一起。一切活動都和氏族分不開的。氏族首領由會議民主選舉而產生。他們沒有什么特權。傳說神農親耕，妻親織，與其他氏族成員處于平等的地位。氏族的民主精神也反映在集會方面。氏族成員都有權力參與這種會議。一切重大的事情，如氏族首領的選擇和更換，血族復仇的決定，都在這種會議上解決。生存的艱難，反而鑄成了民風的淳樸，人際的和諧。《莊子》一書中屢屢出現的對氏族社會風俗之美的贊嘆，是有其歷史依據的。天人合一與人人相和，是中國人的最早的生存意識與道德。我曾經很早寫過一本書《和：審美理想之維》，其中就談到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探索中華文化之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靈魂不死的觀念到了仰韶文化階段趨于成熟。在最早的山頂洞人時期，我國的古人類就已經萌生了靈魂不死的觀念。到了仰韶文化階段，這種觀念就更加明晰了，并且成為普遍的觀念。仰韶文化遺址中的死者墓葬的頭顱方向都朝向同一個方向，象征死者生前同心民德，死后也魂歸一處，決不分離。戰國時著名詩人屈原創作的《楚辭·招魂》中有“魂兮歸來，反（返）故居些”的哀辭，《楚辭·九歌》中的終曲是《禮魂》，表達對于魂靈的禮贊。看過香港著名導演鮑方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出品的電影《屈原》的人，都會被電影中《禮魂》的舞蹈美侖美奐而嘆賞，“成禮兮盛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這些美麗的歌詞，折射出遠古人們敬畏魂靈的觀念，反映出氏族社會中血緣關系對當時人們生死觀念的約束，同時也說明了仰韶文化時期的人們已經開始對自身命運歸宿的關注。

與此相適應的則是圖騰觀念的發達。墓葬反映出人們對自身歸宿的關注，圖騰則說明人們重視自己的來源。中國古代的氏族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人們開始探尋本氏族的來源，說明原始人已開始對自己歷史的關心。幾千來備受華夏族的尊崇并成為帝王標志的龍，考其淵源，也是從遠古的圖騰崇拜發展而來的。圖騰觀念以及后來出現的盤古開天地，女媧摶土造人的故事，反映了遠古時代的人們已經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識，而這種具有文化意味的自我意識，正是中華文化成熟的標志。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礎。《論語·學而》中記載孔子的弟子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慎重對待亡靈，追尋遠祖，老百姓的道德就會變得厚重。孔門的這些經典語言，真實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敬天法祖的心理。前不久，我們剛剛度過了2009年4月4日的清明節，悼念自己身邊死去的親人，追思去年死去的那些同胞，同時，盡情享受春天生活的明媚陽光，感懷不已！這幾年國家將清明在內的傳統節日列入法定節日，就是對于我們先祖的追懷與祭祀，它既是對于傳統的回歸，也是對于明天的進步，我們不能設想，一個不敬重祖先與傳統的民族能夠進步與發展。

比如炎帝神農氏和黃帝軒轅氏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們清明節祭祖，首先要公祭這兩位先祖。關于炎黃二帝的偉大歷史功績，早在《逸周書》、《國語》、《周易·系辭》等先秦文獻中就有記載。相傳炎帝神農氏率領其部落始作耒耜、教種五谷，遍嘗百草、發明醫藥，日中為市，首倡交易，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創始者。炎帝為民采藥治病，來到南方，因誤嘗斷腸草，“崩葬長沙茶鄉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的鹿原陂。黃帝則率領其部落養蠶治絲、始作衣裳，伐木構材、筑造宮室，創造文字、制定歷法，并發明指南車，備嘗險夷，艱苦拓殖，將中華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歷史階段。清華大學的張豈之教授曾說：“原始農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具體說，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成為春秋戰國時期齊魯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質基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成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質基礎。儒家的原創性文化厚重、扎實，提高了人的道德價值。道家的原創性文化飄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審美價值。兩河（黃河、長江）是中國的兩條母親河，由她們哺育出的兩大體系的原創性文化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我認為，張先生的這些概括是很精彩的。國學既要研究四書五經一類的經典，也要研究鮮活的文化人類學與現實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炎帝與黃帝為代表的兩古族融合發展，延向四方，后經夏、商、周及其后的發展，使中國境內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各有特長的氏族、部落融為一個以中原族群為主體，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幾千年來，炎黃二帝作為中華民族始興和統一的象征，對于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民族認同和增強凝聚力、向心力，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黃子孫為榮，以同源同祖為親，已成為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和祖國統一的感情紐帶和精神力量。

因此我們說，國學雖然是一種學術文化，但它源遠流長，有著堅實的文化人類學的根基，是中華文化的結晶。至于國學的精髓，當然還得從經典文化談起，經典文化是國學的主流形態。不過，經典也是歷史地變遷著的，過去只有四書五經能稱作經典，諸子學說不能稱作經，現在則不然。因為國學是一種新的視野與角度。至于說到經典的地位與作用，正如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宗經篇》所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這段話至少說明了中國古代的經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是人性的奧區，文學之核心，可以穿透歷史與時代而得到傳承與光大。國學的基本精神表現出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其構成主要由儒家的進德修業，內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遙獨立、禪宗的心靈自由、屈原的浪漫熱烈的精神氣質組成，它是一種多元與和諧的精神文化體系，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華民族與文化形態源遠流長，不斷進化。大約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時，中華民族由于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以及男子在生產中地位的普遍加強，促成了原始公社組織由母系氏族社會轉變為父系氏族社會形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氏族社會在向階級社會的邁進過程中，血緣宗法因素成為一以貫之的紐帶。周代統治者繼承殷代宗法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國的共主，諸侯對周王來說是小宗，但在所封國內又處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統治所封國內的疆土與臣民的權力。卿大夫的情況又照此辦理。這樣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關系緊密地組成一個金字塔似的等級結構。維系這個結構的核心便是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繼承制包括父權和兄權兩個方面。孝道是為父權服務的，而悌道則是為兄權服務。由于父子之間有著血緣親屬的關系。因此，親親尊尊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如果說西方古希臘自公元前五世紀就已經由土地形態貴族血緣統治進入城邦制奴隸社會，以財產契約與城邦民主制作為人際關系的紐帶，那么，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了周代社會，反而將氏族社會的血緣關系演變為宗法制度，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文化的基本形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所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原因在于其思想傳承了中華民族自遠古以來就形成的血緣宗觀念，將血緣親情觀念引申到人倫與政治領域，使孔孟之道具有了民族心理與文化根基的支持。孔子思想的兩個關鍵詞便是孝、悌，延伸到親親、尊尊。是仁學的基礎。孔子生活的春秋戰國之交，正是所謂“禮崩樂壞”的年代。孔子對這種現象同樣痛心疾首，但是他并沒有簡單地要恢復周禮，而是要恢復周禮中經過周公等人繼承與改造過的原始社會中的人道精神與德教學說。具體來說，便是以孝悌為軸心的血緣親情觀念。以孔孟為代表的道德價值觀念，經過歷代仁人志士的闡發與實踐，慢慢積累成一種文化傳統，具備了精神家園的功能，而精神家園與信仰可以相通，是精神信念的產物。這一點，從先秦原始儒學到宋明理學的發展線索十分明顯。當然，這種血緣宗法觀念與遺傳在今天中國現代化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中，肯定是要加以清理與批判的，但是作為歷史文化傳統，我們對此要加以科學地分析與評價。

正如我在《國學十講》的第一講《百年孤獨話國學》中所談到的，近代以來，人們對于國學的基本精神與中華文化的認識與態度，經歷過民族危亡與政治風雨的洗禮，可謂一波三折。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建國后，特別是“文革”中沉痛的經驗教訓，終于認識到中華文化的價值。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而中華民族的精神正是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上形成的。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這說明我們對于國學與中華文化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從而使中華文化與國學的復興指日可待。

二、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傳承

中華文化傳統由于具備豐厚的人文蘊含，是中華民族精神之洋溢，具有超越時代的民族共性。五千年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歷久彌鮮，毫無疑問，這種文化的共時性、民族性是其重要原因。

所謂中華民族，是現今由華夏族演變成來的漢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總稱。不過在古代，“中華”一詞卻是“以己為中”之意，與“以人為外”的意思相對應，而“華”即有文化發達，光輝四方之義，表現出華夏族自我榮耀的心態。《唐律名例疏議釋義》中說：“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這種說法可謂代表了古代中國人對于自我文化的認同心態。

到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由于面對的是滿清政府統治，所以傳統文化的中的民族意識自覺體現在以章太炎等人為代表的學術思想中。近代國學宗師章太炎有意識地用國粹激發人們愛國的心腸，推翻清朝的外族統治。章太炎在1907年第15期上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了一篇《中華民國解》，其中提出：

“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其后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言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之可決之也。

章太炎這一段話值得我們關注，他注重從文化去定義“中華”一詞的的概念蘊涵，將中華民族的內在血脈定為文化傳統，而外在的種族是變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與變化。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傳統的薪火相傳，為此他大力倡導國學，近代國學思潮正是緣此而振興起來的。現在看來，太炎先生的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中華民族文化成為一種高度成熟、相對獨立的精神價值與物質形態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時代與地域的強大凝聚力，迄今為止，華人文化成為海內外無分地域的精神紐帶，也說明中華文化積數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與沉厚的潛質，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無法比擬的。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而對天災人禍而發奮圖強、樂觀向上的根本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一旦經過時間與歷史的考驗和磨洗，為民族所認同與熟識，變成元典，也就具有了永恒性。黑格爾在其《美學》中指出，古典傳統之美中體現出來的理想境界，是時間性與無時間性的統一，是非可逝性與歷史性的統一，古典的東西在這樣的辯證統一中發生、發展和解體，在這樣的統一中展示自己的命運。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最深層的意蘊來說，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因此，只要中華民族還存在，這種傳統就是在解體中再生，在揚棄中發展，因為它具有內在的永恒性與超越性。

中國傳統文化的淵遠流長，生生不息，決定了它雖然經歷了外來文化的沖擊，也依然能夠傳承下來，而不會走向衰亡。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整體的文化概念，固然有許多維護封建宗法統治的因素在內，就此而言，它與現代性和西方啟蒙思潮是相沖突的，但是傳統文化中的對民族與人類命運的關注，對真善美價值的不懈追求，卻是與現代啟蒙精神有相通之處，是人類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過改造與現代性互相發明的。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許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國力的衰弱，民性的愚昧，大聲疾呼，倡言立論，鮮明地將國學與增進國民之道德相結合。1905年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創辦國學振興社時便是如此。如果我們稍微了解國學的歷史階段便可知道。國學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來啟蒙思潮下對于傳統學術進行清理與研究的。國學人物對于封建思想的糟粕從來就是持批判的態度的，在國學的著名學者那里，都是非常自覺地運用現代西方傳來的學術理念與方法來從事研究與教學的。如梁啟超運用歐洲啟蒙主義思潮對于中國傳統小說的解析；王國維借用德國美學與哲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闡釋；陳寅恪對于西方史學理論的吸取。尤其是一些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廬、郭沫若、范文瀾等人都是這樣做的。現在我們重倡國學，興辦國學教育，也是中西合璧，決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場上去，這是肯定的。

歐洲文藝復興從古希臘文化中尋找到人文的始祖，現代發達國家的文明無一不是與傳統共生共榮。中國古代《周易》中說：“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無窮謂之通”，文明的發展與演變既有變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強調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諧相生的精神。當代中國的發展既不能復古，更不能割裂傳統，民族精神的培育離不開傳統文化精華的滋養，現代化決不能建立在全盤西化的空中樓閣上面。而國學則從學術層面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維度上，可以擔荷起這一神圣的職責。就此而言，國學研究正是為了重鑄中華文化之魂。1925年夏天，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在清華大學國學院開學典禮的致辭中提出：“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希望研究院中尋出中國之魂。”曹校長提出國學研究是要“尋出中國之魂”，這也是我們今天任重而道遠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