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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炎帝神農氏和黃帝軒轅氏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們清明節祭祖，首先要公祭這兩位先祖。關于炎黃二帝的偉大歷史功績，早在《逸周書》、《國語》、《周易·系辭》等先秦文獻中就有記載。相傳炎帝神農氏率領其部落始作耒耜、教種五谷，遍嘗百草、發明醫藥，日中為市，首倡交易，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創始者。炎帝為民采藥治病，來到南方，因誤嘗斷腸草，“崩葬長沙茶鄉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的鹿原陂。黃帝則率領其部落養蠶治絲、始作衣裳，伐木構材、筑造宮室，創造文字、制定歷法，并發明指南車，備嘗險夷，艱苦拓殖，將中華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歷史階段。清華大學的張豈之教授曾說：“原始農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具體說，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成為春秋戰國時期齊魯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質基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成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質基礎。儒家的原創性文化厚重、扎實，提高了人的道德價值。道家的原創性文化飄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審美價值。兩河（黃河、長江）是中國的兩條母親河，由她們哺育出的兩大體系的原創性文化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我認為，張先生的這些概括是很精彩的。國學既要研究四書五經一類的經典，也要研究鮮活的文化人類學與現實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炎帝與黃帝為代表的兩古族融合發展，延向四方，后經夏、商、周及其后的發展，使中國境內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各有特長的氏族、部落融為一個以中原族群為主體，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幾千年來，炎黃二帝作為中華民族始興和統一的象征，對于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民族認同和增強凝聚力、向心力，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黃子孫為榮，以同源同祖為親，已成為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和祖國統一的感情紐帶和精神力量。

因此我們說，國學雖然是一種學術文化，但它源遠流長，有著堅實的文化人類學的根基，是中華文化的結晶。至于國學的精髓，當然還得從經典文化談起，經典文化是國學的主流形態。不過，經典也是歷史地變遷著的，過去只有四書五經能稱作經典，諸子學說不能稱作經，現在則不然。因為國學是一種新的視野與角度。至于說到經典的地位與作用，正如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宗經篇》所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這段話至少說明了中國古代的經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是人性的奧區，文學之核心，可以穿透歷史與時代而得到傳承與光大。國學的基本精神表現出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其構成主要由儒家的進德修業，內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遙獨立、禪宗的心靈自由、屈原的浪漫熱烈的精神氣質組成，它是一種多元與和諧的精神文化體系，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華民族與文化形態源遠流長，不斷進化。大約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時，中華民族由于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以及男子在生產中地位的普遍加強，促成了原始公社組織由母系氏族社會轉變為父系氏族社會形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氏族社會在向階級社會的邁進過程中，血緣宗法因素成為一以貫之的紐帶。周代統治者繼承殷代宗法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國的共主，諸侯對周王來說是小宗，但在所封國內又處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統治所封國內的疆土與臣民的權力。卿大夫的情況又照此辦理。這樣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關系緊密地組成一個金字塔似的等級結構。維系這個結構的核心便是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繼承制包括父權和兄權兩個方面。孝道是為父權服務的，而悌道則是為兄權服務。由于父子之間有著血緣親屬的關系。因此，親親尊尊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如果說西方古希臘自公元前五世紀就已經由土地形態貴族血緣統治進入城邦制奴隸社會，以財產契約與城邦民主制作為人際關系的紐帶，那么，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了周代社會，反而將氏族社會的血緣關系演變為宗法制度，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文化的基本形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所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原因在于其思想傳承了中華民族自遠古以來就形成的血緣宗觀念，將血緣親情觀念引申到人倫與政治領域，使孔孟之道具有了民族心理與文化根基的支持。孔子思想的兩個關鍵詞便是孝、悌，延伸到親親、尊尊。是仁學的基礎。孔子生活的春秋戰國之交，正是所謂“禮崩樂壞”的年代。孔子對這種現象同樣痛心疾首，但是他并沒有簡單地要恢復周禮，而是要恢復周禮中經過周公等人繼承與改造過的原始社會中的人道精神與德教學說。具體來說，便是以孝悌為軸心的血緣親情觀念。以孔孟為代表的道德價值觀念，經過歷代仁人志士的闡發與實踐，慢慢積累成一種文化傳統，具備了精神家園的功能，而精神家園與信仰可以相通，是精神信念的產物。這一點，從先秦原始儒學到宋明理學的發展線索十分明顯。當然，這種血緣宗法觀念與遺傳在今天中國現代化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中，肯定是要加以清理與批判的，但是作為歷史文化傳統，我們對此要加以科學地分析與評價。

正如我在《國學十講》的第一講《百年孤獨話國學》中所談到的，近代以來，人們對于國學的基本精神與中華文化的認識與態度，經歷過民族危亡與政治風雨的洗禮，可謂一波三折。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建國后，特別是“文革”中沉痛的經驗教訓，終于認識到中華文化的價值。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而中華民族的精神正是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上形成的。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這說明我們對于國學與中華文化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從而使中華文化與國學的復興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