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中國，是個家喻戶曉的人。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傳承和發揚者，他被尊為亞圣，而“孔孟之道”亦被當作儒學的代名詞。孟子對如何做人有著充滿智慧和哲理的論述與闡釋，今天讀來仍能給我們很多啟迪。
孟子主張人無分貴賤，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喊出一句響亮的口號：“圣人，與我同類者。”（《告子上》）孟子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他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這些基本的人性其實就是人類社會道德的基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天性和人格上，圣人和凡夫俗子是生而相等的，他說：“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公孫丑上》）正因為每個人都具備善良天性和良好品德，如果人們不斷發展自己的“四端”，也就是善性和道德，那么“人皆可為堯舜”。
錢穆先生指出，孟子的性善論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啟迪人們向上的自信；二是鞭促人們向上的努力（《孟子要略》）。而孟子提倡學做圣人不僅有益于挽救社會風氣，更為重要也更積極的意義則在于肯定眾生人格平等。每個人經過努力都能夠成為圣人的命題，從終極目標上激勵人們后天的努力和奮斗，同時表明國君、大臣和庶民在人格上并沒有高下之分。在等級分明的古代社會，這一思想無疑是大膽而帶有進步意義的。
在孟子看來，要想成為圣人就必須“保養本心”、善養“浩然之氣”。孟子說這種“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能夠“塞于天地之間”，聽起來似乎充滿故弄玄虛的神秘色彩，實則仍以保養本性和加強仁義道德修養為旨歸：“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矣。”（《公孫丑上》）紛繁世間，酒色才氣，人生總是充滿了欲望和誘惑，要想學做圣人就必須擺脫這些外在干擾。孟子認為，人們的差別不在于富貴貧賤，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離婁下》）。抵御外在物欲干擾，保養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環境，更需要個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強調個人的立志和堅持，強調君子必須“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孟子雖然說過“養心莫善于寡欲”（《孟子·盡心上》），但其出發點是在強調人們尤其是君子應該注重道德修養，因而并不是反對人們追求物質利益。孟子成名后，每次周游列國，車馬隨從甚眾，場面非常氣派，所到之處，諸侯貴戚盛情款待。他的弟子對此不理解，懷疑這不符合儒家所講的君子不言利的精神。孟子則坦然處之，他解釋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下》）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要看是否違背道義，有道，利再大也不為過，無道，利再小也不能受。孟子反對的是大家都將“仁義”拋諸腦后而把眼睛緊盯在“利”上，反對“見利忘義”和“后義而先利”。他認為，如果人人都“懷利以相接”，“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會導致人們不顧廉恥，互相傾軋，天下大亂。因此他提倡君子應該做到“仁民而愛物”（《盡心上》），在“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況下，要舍利取義、“舍生取義”。
與老子的清凈無為不同，孟子奉行積極入世的人生觀，有一種“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軒昂霸氣（《公孫丑下》），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無可奈何更為堅毅和充滿斗爭意志。他相信即使暫時遇到挫折和困難，那不過是一些必經的考驗，人要想成功，必須經風雨、見世面。孟子認為人只有在逆境中奮斗，才能激發出強烈的進取精神：“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人只有在憂患中才能生存，貪圖安樂就必然會導致滅亡。在面對困境時，“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萬章上》），以實現自我人生價值。
孟子還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典范——大丈夫人格。有一次，弟子問孟子說：公孫衍、張儀難道算不上大丈夫嗎？他們位居多國要職，發起怒來諸侯都恐懼不已，他們平靜下來天下也就太平了。孟子不屑道，他們哪里能稱為大丈夫呢？在孟子看來，保持自我和完善人格才是理想的人格即所謂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只有人格獨立自主才能“無為其所不為”，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盡心上》）。
“仁人無敵于天下”，有了這樣的修養和“浩然之氣”，就能夠無所畏懼。孟子在與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和氣節。當弟子問孟子，齊宣王對他很尊敬，為什么孟子對齊宣王反而不那么尊敬時，孟子用曾子的話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公孫丑下》）他還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下》）孟子多次與諸侯論治，堅持仁政主張，言辭犀利，敢嬰逆鱗，經常使國君們“勃然變乎色”（《萬章下》），或者無言以對，只好“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正是在這種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礎上，孟子提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一令專制君主嫉恨恐懼不已的著名思想。這種平等的君臣觀無疑比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進步得多，它引起專制帝王和奴仆們的恐懼和指責，說它使人忘卻“君臣大義”：“孔子之道，君君臣臣，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1500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讀到這些“大逆不道”的話語，仍咬牙切齒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明史·太祖紀》）他下令將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廟，又大肆刪削《孟子》一書，但是孟子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這些不過是徒勞罷了。(戶華為)
責編：林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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