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曾經被譽為禮儀之邦，在她的幾個鼎盛時期也曾是世界學習的典范。但是今天我們卻無奈地看到，中國人在禮節、禮貌和風俗、禮儀方面的缺失與落后幾乎與過去的禮儀之邦齊名。
前言
中國曾經被譽為禮儀之邦，在她的幾個鼎盛時期也曾是世界學習的典范。但是今天我們卻無奈地看到，中國人在禮節、禮貌和風俗、禮儀方面的缺失與落后幾乎與過去的禮儀之邦齊名。當然，造成現在這種狀況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復雜的歷史原因，但無論如何這種狀況是與當今社會的發展是不相稱的。
在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相對穩定、文化不斷繁榮的形勢下，沒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相對系統的禮儀規范是一件讓人難以形容的事。它不僅會給人的精神生活帶來困惑，也會為各種往來和人際交往造成障礙，而在缺乏規范、約定俗成的禮俗上體現出的某些落后的思想觀念更會對社會進步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要繼續推進改革，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要對禮儀文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得到同步發展。
禮儀屬于文化范疇，橫向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縱向體現民族歷史文化，這樣大的一個題目要討論清楚是非常困難的，而真正讓它系統化和規范化就更是一件異常艱苦的社會工程。但是由于它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我們每個人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它總會有一鱗半爪給我們留下深刻的映象，我們可以就此來表達各自的觀點。集點成面，就不愁對它有一個大致的認識。
禮與禮儀之邦
唐代孔穎達說：“中國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如果說在古代漢語中，“中國”更多地屬于一個地域的概念，“華夏”則更傾向于代表一個文化共同體，而維系這個共同體并引導它繁榮、進步的價值基礎，是“禮”和“義”。兩千多年來，“禮儀之邦”（又叫“禮義之邦”）是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圣君賢相所崇慕和追求的社會理想，同時，也是經由他們長期努力和奮斗而為中國贏得的譽稱。中國禮文化綿延數千年，舉世無匹，它對人類所作出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
明清以后，禮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作用日益顯露，與此相伴，反禮教的呼聲也逐漸增高。經過歷史巨變、歲月滄桑，古老的禮文化已漸與現代人遠逝而去。當然，古代的“禮”與現代的“禮儀”所涵蓋的范圍大不相同，前者幾乎是中國古代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的總和，而后者則只涉及人的一般行為和社會活動的某些格式，但它們都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均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晚清以來百年中國的文化處于艱難的解構與重建的過程之中，其中最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個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禮儀問題。中華民族曾經號稱禮儀之邦，但百年來西潮沖擊、傳統解體，我們越來越少了承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諸種禮儀，包括怎么吃飯，怎么睡覺，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談話，基本上都處于失序狀態。因此，重振禮儀之邦，就成了當今中國的一個夢想。
因此，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整合適合于當今社會的禮儀文化，對各種禮儀進行系統的規范，可以說是新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這是因為禮儀相對于其他文化形式來說最為具體，也與我們的生活最為密切。如果首先在禮儀上能形成一個基本的架構，就有可能為其他文化提供一種借鑒甚至平臺，以期逐步完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和現代文化的中國化。當然，禮儀的完善之日也是新文化的建成之時，二者密不可分，這需要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但文化建設從禮儀入手，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可操作的對象。今天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能認識到這一問題，并積極身體力行，那么重振禮儀之邦也就不再是夢想了。
現代社會中禮儀的含義
說實際，對于旨在維護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的禮儀制度，尤其是那些落后的繁文縟節，新的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非但無法接納，而且必須堅決予以拋棄。自辛亥革命徹底否定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之后，伴隨著社會價值觀的根本改變，禮也被賦予了全新的現代意義。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禮是一種涵蓋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的社會行為規范的話，今天的所謂禮則僅僅是對禮貌和相關活動的禮儀形式而言的，這也是我這一組話題所要討論的主要范疇。
當代中國禮儀的困境
現代禮儀是以平等自由的理念為指導的，它最大功能是營造一種氣氛，而不是要刻意體現長幼尊卑的等級，所以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簡化，也不必要求人人都有系統的學習和訓練。而在中國，開創于辛亥革命的中國現代禮儀基本上照搬了西方的模式，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發生沖突。由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或現代世界文化的中國化遠未完成，官方也沒有對禮儀習俗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規范，這就使得與文化高度相關的禮儀至今未能成形。由于缺乏系統的教育，文化上的沖突和缺乏權威規范，注定會使中國的禮儀成為一個約定俗成，中西雜糅，傳統與現代并行的大雜燴，不但矛盾和不倫不類的情況屢見不鮮，而且也留下了讓人無所適從的巨大空白。
我們可以拋棄具體的封建禮儀制度，但我們的傳統文化的某些精神、氣質、內蘊等等，卻并未在現代社會全然消逝，也不能讓它消逝。在上一個世紀，五四前后和精英們雖然不留情面的批判傳統，但他們卻是飽受傳統熏陶、有十分中國文化味道的一批人。他們雖然接受了西方的先進文化，但他們的行為和修養仍然具備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因此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盡管上層建筑發生了巨大變化，頻繁的政治運動在沖擊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人產們的生活方式，但無論民風民俗還是社會道德還能維持一種基于傳統文化和諧與統一，因而在禮儀方面尚未表現出突出問題（也或許是無暇顧及）。
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處在一個空前的文化大破壞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文化含量積累單薄，就顯得不夠從容不夠厚重了。至于如今少年兒童，更是民族文化的缺氧者。因此，世風日下，缺乏修養和不懂起碼規矩的行為在現在已是見怪不怪，不倫不類更是讓人啼笑皆非。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基督徒卻要過圣誕節；穿著西式婚紗舉辦中式婚禮；而婚禮卻不拜天地，自然也就沒有了“婚姻神圣”這種教育，而這些又被冠以“國際接軌”之名。誠然，當今世界是游戲規則國際化、全球化，中國想在世界舞臺上保留自己的位置，更需要他的兒女如何適應國際環境。然而，人們不該在在追求國際接軌的喧囂聲中去半生不熟地盲目崇拜外來文化，這樣既不可能能真正領會外來文化，又丟棄了自己的傳統。要知道整合自己、健全自己、發展自己，不是消滅自己，文化傳統的更新與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脈的溝通，我們可以不把傳統當成時髦的懷舊情緒，但我們需要傳統活在我們中間，使我們每個人既是現代又是傳統的，是蘊含傳統的現代人。
有位學者指出：“不妨看看中小學生的所謂‘校服’，全是些窩窩囊囊的運動裝。著裝和人的體面、尊嚴是連在一起的，不可輕看。還有取名問題，由于‘文革’的影響，很多人的名字都帶有‘文革’的痕跡，中國人現在的重名之多，全世界絕無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樣的問題。名字是文化符號，古人的名字有名、字、號的分別，為了表示尊敬，往往諱名而稱字。今天雖不一定這樣講究，取個好名字，還是有必要的。至于稱謂，如今的問題就更大了。過去一律稱‘同志’，現在‘師傅’、‘老師’泛濫。‘先生’、‘小姐’的稱呼流行起來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稱呼其實也大有講究，現在用得不當的情況比比皆是。稱呼的混亂反映一個國家倫理秩序的混亂。”
然而，問題還不僅是民間禮儀的混亂，而且在官方活動中也沒有一套合適的禮儀章法。大到國事活動，小到各種會議、紀念和慶典活動，由于沒有一部國家頒布的禮儀規范，使得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隨意性，不合情理的事屢有發生。在官方活動中最大的潛規則是官本位，不論什么活動，只要有各級黨政領導參加，那么這個活動的主角就必然是其中職務最高的領導。一切公開的官方活動都成了一種顯示身份和榮耀舞臺，都要有主席臺，上面一定要坐上一堆“領導”。就是人大對政府工作聽證，也是按行政職務排座次，行政官員在高高在上的接受人大代表的“監督”。慶典剪彩，有時要十幾、甚至幾十把剪刀。官員不論級別多大，如果是到他管轄的地方“視察”，往往是警車開道，車隊游行。官員還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婚喪嫁取的程式來方便斂財等等。有些現象人們明知不當甚至非常過份，但卻找不出具體條文來予以譴責和處理。
有人說，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反腐，是加強民主與法制，官場風氣要用硬制度來糾正，禮儀作為一種軟制度沒有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認為禮儀等同游戲，強調禮儀是掩蓋矛盾，沒有比有還好。其實不然，禮儀看上去只是一種形式，但它無處不在影響著官員和公眾的心態。基于官本位潛規則形成的禮俗流弊，會給原本約束甚少的權力再罩上一層讓人昏眩的光環，使置身其中的人進一步迷失自我，甚至忘掉原則。共產黨的思想和理念不是脫離群眾、以權謀私，犯錯誤的官員也不是天生的壞人，正是這種包括禮俗在內的官場氛圍起到了強烈的腐蝕作用。
官方的禮儀風氣自然也會影響到民眾的心態。當我們的公仆們居高臨下地面對群眾的時候，有誰還敢去想，這些人是為我們服務的？不是老百姓愚昧無知，不是他們天生就是盼著青天大老爺為他們做主的草民，不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擁有人民權利的公民，也不是國家壓根就沒有讓老百姓參政議政的制度與機制。老百姓之所以不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固然有制度上的缺陷，但怕官、擺不正官民的位置是主要原因。而形成這一原因的原因就是一種缺乏自信的心態，而禮儀風俗就是一種能對多數人心態產生重要影響的力量。試想如果孫中山不廢除叩拜、朝儀、不禁止“大老爺”之類的稱呼，其民權思想能被老百姓很快接受嗎？因此，中國要在政治文明方面取得進展，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公務活動中的禮儀規范，就是用禮儀的方式約束公務人員的言行。中國人愛面子，被人說“無禮”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如果官方規定了禮節，或許可以起到凈化官場風氣的作用，至少可以為他們在形式上擺正官民的位置。
應盡快制定《禮典》
上面列舉的情況和分析可以看出，當代中國存在的禮儀困境已不是一個可管可不管的問題了，它已影響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過去一百來年，中國一直處于內憂外患之中，社會危機重重，擺在全民族面前的問題數不勝數，所以禮儀問題非但無暇顧及，而且總是破而不立。當今我們的國家也面臨許多問題，但隨著社會漸趨平穩，禮的問題已突出出來。現在不但有條件、而且迫切需要把“制禮作樂”提到日程上來了。出于這個原因，在今年“兩會”期間，我在人民網發表了題為《應盡快制定<禮典>》的文章，簡要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議。這一建議當時已被廣東籍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學希先生采納為提案。后來又在相關資料中了解到，國內不少學者也有這樣的想法，可見國家制定《禮典》的呼聲已出現。所以我們有必要讓更多人來認識和思考這一問題。 (于樵)
責編：林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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