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依據禮義文化機制回歸生命的意義世界，避免因禮義失范導致的精神萎靡與價值虛無，重新恢復生活、家庭、社會、文化、體制應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的一大關鍵。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視德治理想，主張通過教化的方式治理天下。以禮樂人倫或仁義教化開出文化秩序，更是儒生共同期許的理想事業。教化的客觀工具主要是禮樂，于是歷代王朝無不將治禮作樂作為政治大事，民情風教亦成為儒生為政的主要內容，從而形成了燦爛的以禮樂為主的典章制度文化，建構了頗能顯現民族精神特點的交往性生活世界與人文天地，不僅使自己的國家成為禮義文明之邦，而且也讓全體國人以最講禮的民族享譽于世界。儒家在歷史上的文明成就，最主要的就是典章文物制度，而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綿延不絕并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禮治”化解暴力、體現仁義、實現王道的作用也實在不能低估?！岸Y治”思想及內涵在其中的“中和”精神代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原則，也為人類重新尋找適宜的和合共生之道提供了歷史依據與經驗基礎。
“禮治”的基本預設是普遍的人性，同時又兼顧具有現實合理性的特殊等級身份。它既要通過禮樂教化提升人的生命或維護人的尊嚴，使人能在人文化成的天地中安立生命，又要以人事儀則的規范方式保持社會運作必不可少的等級結構與秩序機制，使人類始終沿著和諧穩定的方向發展。作為最高政治理想范式的“禮治”，它的具體落實一方面要依據“中和”精神來架構社會秩序，使“禮”能普遍恰當地契合人文實踐活動中的各種認同群體（“禮之用,和為貴”），一方面也要按照內在人性及相應的親疏厚薄情感來隨時調整社會秩序，避免“禮”的異化或虛假化、非人性化、非人文化（“禮之用，時為大”）。前者是一種活生生的動態的建構行為，代表了儒家的責任倫理意識，后者則是一種有損有益的制度性批判改造方法，顯示了儒家的解構智慧。
社會文明的累積發展與禮義習慣的養成、遵循、擴大、涵化密切相關，經過理性反省自覺建構的制度化禮義架構更能成為文明發展程度的試金石。近代以來，禮治思想影響的式微消隱，一方面造成了社會文化心理失范的深刻潛在危機，一方面也為創造性地重建符合現代社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新型人倫規范提供了契機。從“仁”與“禮”的動態性結構關系看，“仁”如果離開了“禮”，便會懸空飄蕩，無處掛搭；“禮”如果缺乏了“仁”，更容易徒具虛文，僵硬虛假?！叭省毙枰ㄟ^“禮”來實現自己，完成自己，成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共存性精神實在；“禮”也需要透過“仁”來溫潤自己，升華自己，成為人格化的生命行動方式。因此，如同“仁”蘊涵人性本善、人性平等及普遍性道德尊嚴等概念，從而提供了引進人權觀念的空間，適足以進行創造性轉化一樣，“禮”作為心理—行為結構與制度－文化結構，也可以人性化的方式使“天下歸仁”——實現“仁”所蘊涵著的一切價值（包括平等、和諧等），更有必要重新從事創造性的建構。由于“仁”的開顯與落實不能離開“禮”的積累和發展，所以創造性地建構“禮”，恢復禮文化的活潑生機，也可以說便是創造性地轉化“仁”，使“仁”的價值在制度化的架構中更好地落實。二者的終極性目的訴求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和諧、健康、完善與福祉。
依據傳統的啟示，我們若要開創新的文化生命與社會秩序，重建充滿意義與價值的“禮樂社會”或“禮樂文明”，就必須以“合理”“合情”為預設前提。所謂“合理”乃是指合倫理性（道德理性）與合目的性，要接受理性形式的指導而非違背理性形式的指導，而理性形式的出發點和歸宿地都是人。易言之，“禮”的功能的發揮必須以普遍的道德理法為支援，必須植根于人的本心和本性，不能脫離人的內在良知或道德理性。同時還有必要重視或凸顯人的相互主體性，把每一個人都看成是不可化約的目的，而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旨在建立以每一個人為目的并能維護一切人的尊嚴的“目的王國”。所謂“合情”則是指合乎精神情感或道德情感的需要，亦即必須基于人性及相應的情感而非違背人性及相應的情感。情感源于人性而向外發用，必須以“禮”為節文而使其合乎人人認同的規范，必須以“禮”為通道而使其得到人文化的安排。反之，“禮”的外在形式也必須以人的真生命、真性情為具體內容，才能凈化人的心靈與情感，維護人的尊嚴和莊重，充實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完善社會群體的結構與秩序。禮治一旦退墮為人治，遭到權力意志的操縱或蹂躪，就要調動文化內涵的各種對治力量，對其進行重構性的消解。
要之，如何依據禮義文化機制回歸生命的意義世界，避免因禮義失范導致的精神萎靡與價值虛無，重新恢復生活、家庭、社會、文化、體制應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的一大關鍵，值得我們認真探討、反省、實踐和總結。(張新民)
原文題名為“儒家禮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重建”
責編：林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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