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惠泉的弟弟莊朝松，也是一位抗日英雄和烈士。他是《南洋商報》校對部主任，積極宣傳抗日。新加坡淪陷時，他逃到馬來亞新山原故鄉老師廖秋史家，在新山找到關系，又秘密從事地下工作。經常與“抗盟”聯系，并由廖光生介紹入一家臺灣人辦的“南洋日貨社”任職以作掩護。
一天，莊朝松上街理發，見到一個叛徒帶日本憲兵騎自行車朝他沖來，他急中生智，迅速沖入小市場里，繞小路返回住處。他找到人民抗日軍的“交通”人員，想進入山林打游擊，當時大家認為工作不一定只是打游擊。于是他就決定混進日寇建造的機場。
班蘭機場是日寇開筑的，規范宏大，工人千萬計。莊朝松即由一個文化人變成純粹的工人。從此，他忍受痛苦，干起挑土開路的粗重活，把抗日的使命放在肩上。他機敏地大量收集場內重要的情報，快速傳遞給人民抗日軍，這一時期的表現是他生命史上所不能泯滅的杰作。
1944年農歷正月十九日中午放工，莊朝松回到宿舍與一工友煮熟了飯，等待另一個未回的工友同進膳。這時，幾個叛徒帶著日本憲兵警察突然闖進來，另一位工友迅速從后門逃走，莊朝松腳下的鞋還來不及穿，只好挺身應付急變。日憲警在屋里搜了一遍，似乎沒找到要抓的人，就將錯就錯抓走了莊朝松。
莊朝松被押到新山警察局特高科的秘窖里審問。那些叛徒與他并不相識，但他們把認定的罪狀加在莊朝松身上，強迫他招認。莊朝松一直否認和辯白，但都無濟于事，他在經受毒辣的毆打及電烙的苦刑后，堅定地下了決心，堅決不牽連任何人。
在特高科的臨時拘留所監禁了一個月左右，莊朝松被移送新山的大牢獄里去。他視死如歸地立下豪言壯語：“倘要我做叛徒，不如走上吊刑臺！”
在法院的審判中，日本法官無理地宣判莊朝松絞刑。莊朝松憤怒中帶著光榮的微笑，因為敵人直到最后也還不知道他確實是干什么工作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1944年5月17日7時55分（馬來時間），莊朝松在新山牢獄內的吊刑臺上壯烈殉難。
臨刑前，刑卒問他有什么話要說，他只是短短的一句話：“許多人會更英勇地走著我未走完的路。”
莊朝松，一個不到30歲的青年新聞工作者，壯烈地結束了他短暫的人生旅程。
莊惠泉在一篇哭悼其弟的文章中說：“我始終以汝為我家中后起之秀，倘天假以年，必有所成，孰知汝竟以身殉國，傷哉！”“據汝之患難摯友張標親君告我，汝受刑之前曾云，倘若我做叛徒，不如走上吊刑臺，壯哉我弟，我書至此，我淚枯竭，我心酸痛，我手顫抖，我目暈眩……”“我弟以一記者后進，赴湯蹈火，取義成仁，與林烈士謀盛殊途同歸，并垂不朽，其忠貞義烈，將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并永。有弟若此，足光門楣，弟為中華民族之好兒女乎!”
抗日戰爭勝利后，莊惠泉創辦馬華印刷有限公司，自任經理，并參與投資創辦華僑合作社。1947年被選任國民政府華僑委員會委員，曾往南京赴任，次年重返新加坡，參與組建馬華公會新加坡分會，出任閣員兼秘書。1955年，莊惠泉參加新加坡民主黨，任該黨執委。1956年，民主黨與進步黨合并為社會民主黨，他任該黨中央理事會理事。
莊惠泉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敢說敢為，素有“莊大炮”之稱，在新加坡獨立前為華僑社會爭取華文教育權利的主要活動家之一。他曾在維護華校學制斗爭中遭英殖民當局逮捕。他還歷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董事、新加坡福建會館董事、新加坡安溪會館常委、新加坡莊氏公會司理及會長、同德書報社負責人、玉露俱樂部執委、崇文學校董事等社團要職。1972年至1973年主編新加坡安溪會館金禧紀念特刊。
1974年1月，莊惠泉在新加坡病逝。他生前將其所收集的有關新加坡、馬來亞華人抗日資料(包括光復時接收的珍貴文件及136部隊所存檔案等)，委托許云樵教授著手編纂。書未出版，莊、許先后辭世，再由蔡史君加以修編，于1984年10月出版，書名《1937—1945新馬華人抗日史料》，全書約180萬字，內容豐富，史料翔實，成為見證新馬華僑華人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文獻。（陳克振）
責編：林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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