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大地，被稱為“女子文化現象”的物事，寥寥無幾。在廣東，一是順德婚嫁民俗的“自梳女”，二就是潮汕地區的“潮州歌冊”。像“潮州歌冊”這種涵蓋“民間文學”與“民間說唱”的女子文化，在全國來說，也是極少有的。
我小時候，常跟媽媽到外婆家聽歌冊。每當夕陽西下，晚飯已畢，外婆家的小小天井就擠滿了人，這些人都是鄰居姐妹、大姆大嬸、婆媳妯娌，有的把繡花規、刷紙架也搬來，邊聽唱，邊干活……聽到傷心處，一個個眼淚汪汪；聽到奸賊惡計害人，一個個咬牙切齒；大團圓了，或惡人伏法了，大家喜上眉梢，盡興而散。至今時隔幾十年，有些老阿婆還能隨口背唱出幾段來，對劇中人物之間關系及情節，更是一清二楚，滴水不漏。
潮汕女子探索人生的蒙學
早時潮汕婦女，能上學堂的很少，許多見識如道德規范、品性、情操、為人處世、是非原則、善惡觀念等，都是從潮州歌冊學來的。歷史上潮州歌冊多為宣傳忠義節烈和借助婦女中一些人對佛教的信奉，宣傳佛經故事及佛教教義，如潮陽教徒陳夢覺就編寫了《目蓮教母經》。歌冊開拓婦女眼界，啟迪婦女心靈，是讓她們有機會從更多層面來認識世界、探索人生的蒙學。
潮州歌冊的內容主線是健康積極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與美好追求，在純樸、真摯、通俗、生動的語言中，普遍存在溫厚純良、仁慈寬恕的傳統文化底蘊。
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冊的內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號召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的新內容，使溫柔純良的潮汕婦女，進一步認識了人生的價值。早時婦女出嫁或隨夫漂洋過海謀生，嫁妝與行囊中，一定要帶上幾本心愛的歌冊，寄情以傳鄉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時攜帶潮州歌冊走了，長大了一聽潮州歌冊，鄉情油然而生。有的阿婆是朗唱潮州歌冊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識一兩部，而是能唱十數部。大多婦女，可以不用手執歌冊，光憑記憶，也能滔滔不絕背唱出來。不少婦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規教育的人，就以歌冊來學文化、學知識、明事理……
似古代的“說話”和“變文”
“潮州歌冊”考其淵源及形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從潮州歌冊的結構、形式、演唱、內容來看，潮州歌冊近似我國古代的一種民間說唱———“說話”和“變文”。
“說話”在隋代已廣泛流傳，它是一種講故事的說唱形式，一般以七言為主，韻白念誦，講究抑揚頓挫，內容以說小說、史書、民間故事為主。另一種叫“變文”的民間說唱，也在同一時期出現，其語言通俗易懂。
潮地從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傳入，宋代是我國說唱音樂的全面成熟傳播時期，潮地在南宋期間，由于宋少帝南遷，帶來了中原文化已成必然，這種文化與潮地土生土長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冊很有可能。
潮州歌冊的形成年代，據推測可能形成于明末清初。據老人們的記憶，祖輩傳下來的都是手抄本。
勞動婦女是“歌冊”的原始作者
“潮州歌冊”被認為是俚俗文學，文人學士不愿涉足其間，民間素材均為勞動婦女自己提供，成為“歌冊”的原始作者。
此舉感動了窮秀才們、潮劇藝人們、行鋪財東們，在他們的支持下，把流傳在潮汕婦女中的民間故事、地方傳說、神話故事，編成冊子。潮州市秀才柯逸士寫的《曹翠娥傳》、余芝伯寫的《三義女》、揭陽失明藝人孫耀存寫的《車田案》等等。這種歌冊更具濃烈的地方色彩，它運用了大量的俚俗鄉語，廣受勞動婦女的歡迎。
過去潮州府城印制歌冊的有“李萬利老店”、“王生記”、“陳財利”、“吳瑞文堂”、“王友芝堂”等，汕頭有“名利軒”等，共有十幾家。歌冊均為木刻本，到清末民初，才有石印本和鉛字印本。
“潮州歌冊”已成為研究潮汕地區傳統文化、傳統音樂和傳統戲劇的重要依據之一。（余亦文）
責編：林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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