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北洋的“蘭田暴動”紀念碑
陶鑄
東南網1月7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邱樹添）郁郁蔥蔥的林間，一塊由當地黨委、政府落款的石碑巍然挺立在福建省福安溪北洋馬山山腰上。雖經風雨剝蝕，字跡斑駁，但碑文“在陶鑄的具體指導下，一九三二年九月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正式成立……”鐫刻入石，依然清晰可見，似有風云激蕩，向人們訴說一段遠去的故事。
閩東游擊烈火點燃
1930年5月25日，時任福建省軍委秘書、特務隊隊長的陶鑄，根據省委安排部署，積極營救被關押在廈門思明監獄內面臨被殺害危險的同志。作為廈門破獄總指揮，他率領11名同志，分成三個小組，采取里應外合的辦法，變強攻為智取，成功營救出獄中被關押包括團福建省委書記和廈門市委書記在內的45名革命同志。這次破獄行動前后只用了10分鐘，打死敵人6人，而我方無一傷亡，顯示了他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和組織謀略。
廈門破獄斗爭取得重大勝利，震驚海內外，在福建黨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這件事在1956年還被寫成一部名叫《小城春秋》的長篇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也被評為中國電影90年代十大名片之一。
陶鑄原名陶際華，號劍寒，1908年生于湖南省祁陽縣陶家灣。1925年秋，17歲的陶鑄踏上大革命的中心熱土廣州。次年，他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從事地方兵運工作，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當過連、營長，雖年紀輕輕卻已久經沙場，具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和膽略。1929年8月，陶鑄被黨組織派到福建省委工作，先后幫助建立了閩南紅軍工農游擊第一支隊，擔任過漳州特委書記、福建省委秘書長等職。1932年1月，年方24歲的陶鑄擔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與閩東便有了一段特殊的情緣。
史料記載：閩東1931年以前屬福建省委領導，之后歸屬福州中心市委領導（1934年以后又歸福建臨時省委領導），包括原來的閩東北七縣，即福安、寧德、霞浦、福鼎、壽寧、古田、屏南和原屬閩中的連江、羅源。
193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州中心市委，要求加強對福安、連江兩地正在發展著的廣大農民的抗捐稅斗爭的領導，更要積極去組織發動這兩縣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5月15日，陶鑄主持召開福州中心市委擴大會議，傳達學習，研究部署，對閩東斗爭作出新的指示。
這是一次確定工作重心轉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它將閩東“五抗”斗爭逐步引上開展游擊武裝斗爭的正確軌道。此后，陶鑄又多次主持召開福州中心市委擴大會議，對福安、連江開展游擊斗爭作出相應部署。他還在福州中心市委黨刊《怎么干》上發表評論文章，尖銳地指出：為什么福安、連江游擊斗爭到今天還不能發動起來呢？這是什么理由？很明顯的，黨對農村斗爭估計不足和機械了解所致。
會后，陶鑄趕赴閩東實地指導和組織武裝暴動。他先來到設在福州泛船浦的市委第一交通站，召集透堡暴動失敗后隱蔽在那里的12名農會骨干開會，要他們返回連江繼續發動農民搞武裝斗爭。當地黨組織負責人楊而菖受命返回，并組織一支精干的特務隊，于6月6日深夜巧襲官坂，成功暴動。陶鑄接報后表示贊許，并于6月11日代表福州中心市委向黨中央報告：連江游擊戰爭可以說發動起來，五天前發動了繳民團稅局槍械（在官坂）完滿勝利。
6月17日，陶鑄來到與福州接壤的合山村，先向合山籍縣委交通員了解有關情況，并在實地考察后吩咐楊而菖：合山地瘠民窮，山高林密，地形復雜，進可攻退可守，游擊隊可先在這里駐扎。
于是，連江縣委決定把合山村開辟為游擊根據地。陶鑄返回福州后派人給連江縣委送來一面紅旗、兩把軍號、五把樸刀和一百多發子彈。幾天后，楊而菖根據陶鑄指示，帶領20名隊員在合山護國寺前升起紅旗，宣告閩中第一游擊支隊（即閩東工農游擊第十三支隊）正式成立。
此時，福安形勢卻頻頻告急！陶鑄決定親自出馬……
福安深山待了一月
“1932年我跟馬立峰去福安一個月，福安地方小，那時還不成根據地，可以搞點小斗爭。當時市委主力放在農村，先搞武裝而后發動群眾。我去福安后，與馬立峰同志首先把不能回家的十幾個同志集中起來，在離福安五六十公里的大山上搞個小隊伍。”1959年10月5日，已是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在《閩東初期革命的斗爭情況》一文中回顧了這段革命生涯。
1931年夏，福建省委派鄧子恢以農村巡視員名義，到閩東開展巡視工作，福安、連江兩地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五抗”斗爭。但由于閩東黨組織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也缺乏懂軍事的人，因而公開的武裝斗爭遲遲難以開展，當年的秋收斗爭和翌年的春荒分糧斗爭，均付出了血的代價。尤其是鄧子恢離開后，福安革命更消沉了。于是，時任福安中心縣委書記的馬立峰急忙跑到福州，向陶鑄匯報工作、搬救兵來了。
在點燃連江革命烈火后，陶鑄便騰出手來著重處理福安問題。1932年6月下旬，他一路跋山涉水首赴福安巡視工作。剛在縣委機關一落腳，他就按照事先謀劃，著手布置組織農民暴動和建立工農紅軍的任務。這時，福安縣委已擁有一支秘密游擊隊，但隊員只有陳挺（解放后曾任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等職，少將）等七八人，主要是配合黨組織在福安農村發動群眾性的抗捐斗爭。
陶鑄經過調查了解，吩咐福安縣委在原有秘密游擊隊基礎上，把一批暴露身份不能回家的二三十位黨員和斗爭骨干集中起來，在溪潭馬山村郭厝舉辦黨員骨干訓練班，并介紹了閩西、閩南開展游擊斗爭的經驗。陶鑄根據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閩東地區經濟、政治、軍事、地理位置等方面情況，還幫助閩東黨組織總結了福安平糶斗爭、連江透堡農民減租抗債斗爭得失，批判并糾正黨內在開展武裝斗爭問題上的右傾保守思想傾向，不論從軍事斗爭，還是思想政治上，都讓詹如柏等同志聞所未聞，豁然開朗。
于是，福安縣委決定把整頓游擊隊，開展武裝斗爭作為當地黨組織當前的中心任務，確定了依靠、組織貧苦農民，舉行武裝暴動發展工農游擊武裝作為方向，有力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農民踴躍報名參加游擊隊，人數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領頭人也有了，陶鑄把這支隊伍的指揮權交給了詹如柏。安排妥這些事，他便返回福州。
陶鑄在福安深山老林風餐露宿待了一個月時間，傳授游擊戰略戰術和軍事斗爭經驗，把游擊隊員訓練成革命戰士，初步改造出了一支懂軍事斗爭策略的隊伍。
據陶鑄撰文回憶：這山村很窮，生活很苦。隊伍就出去打土豪，出去是秘密的，回來也不給人知道，在活動中給當地群眾一點好處，這樣一來一去地活動，我們慢慢站住腳了，地主怕了，我們搞了減租減息，活動逐漸擴大了起來，我離開時，游擊隊就發展幾十人。這樣，福安有了一股，連羅魏耿（后叛變）搞起一股，寧德由葉飛同志搞了一股，壽寧由葉秀藩同志搞了一股，以后曾志同志也去閩東了。這好幾股合了起來，就大發展了。1932年是發展最快的一年，1933年每縣都有一點武裝……
作為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需要干的事太多了。因此，他在福安待了一個月，已屬不易。返回福州后，陶鑄仍時時牽掛福安革命工作，并著手物色選派新的巡視員人選。他看到時任共青團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葉飛把共青團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便于1932年8月，派年僅十八歲的葉飛以市委特派員的名義到福安巡視工作。
福安中心縣委的同志根據陶鑄的指示，加緊暴動的準備工作。1932年9月14日中秋前夜，詹如柏、陳挺帶領20多名游擊隊員采取里應外合辦法，化裝襲擊了陳氏地主民團，發動了“蘭田暴動”，繳獲了17支步槍和1支短槍，第二天便正式成立了“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分析其戰略戰術，不難看出與“廈門劫獄”手法如出一轍。福州中心市委主辦的《工農報》特地載文《活躍的閩東北工農游擊隊》。
這支隊伍從一開始就具有軍事斗爭經驗和戰斗力，成為閩東紅軍獨立師以及之后改編為新四軍三支隊六團的骨干。葉飛在評價鄧子恢與陶鑄在閩東革命斗爭史上重要作用與貢獻時，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個是搞農民運動，一個是搞武裝斗爭，這很清楚，歷史就是這個樣子。
鑄就鐵軍勁旅之魂
“不好了，連江發生事變……”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來人慌張地報告了一個新情況——
閩東革命烈火熊熊，引起當地反動勢力的恐慌，他們紛紛向國民黨政府告急。1932年9月的一天，國民黨海軍馬尾要塞司令派出一連海軍陸戰隊，在連江透堡、塘邊地主民團配合下，對合山進行“圍剿”。由于游擊隊事先得到消息緊急轉移，敵人撲空，惱羞成怒，槍殺十名村民，燒毀五座房屋，將村子搶劫一空。福州中心市委接報后，在報刊上發表“國民黨在連江殺人放火”報道，向社會揭露國民黨軍隊的暴行。同時，陶鑄出面通過互濟會募捐到一筆錢款及糧食衣被，并派專人送到合山村慰問受難群眾。
這次軍事行動失敗后，國民黨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在游擊隊伍中拉攏收買不純分子，企圖從內部瓦解搞垮游擊隊。1932年11月，第十三支隊長王調勛操縱隊里的個別拜把兄弟，密謀叛變。政委陳茂章發覺后馬上報告市委。陶鑄當機立斷調走王，另派人任政委，原政委改任支隊長。但更嚴重的叛變事件發生在1933年2月，十三支隊手槍隊長李德標以及8個隊員聽信了叛徒王調勛“市委已被破壞，紅軍失敗了”等謠言，對革命失去信心。馬鼻、透堡的反動地主乘虛而入，許以二千塊銀元收買并唆使他們暗殺支隊政委。
謠言蠱惑加上金錢的利誘，李德標走上了反叛道路。他以“反貪污”的名義把政委、支隊長捆綁起來，自封為支隊長，另任他人為政委，陰謀把游擊隊拉去投敵，因遭到大多數隊員的抵制而未能得逞。陶鑄得知后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即派楊而菖和任鐵峰趕到長龍根據地洪壙，迅速采取措施解除了反叛武裝，并召開群眾大會，組織軍事法庭，判處李德標等3人死刑。第十三支隊也進行整頓，楊而菖任政委，任鐵峰任支隊長，并破例提拔了在平息叛亂中表現勇敢的人員。
這次事變暴露了游擊隊在建軍路線上存在的嚴重問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群眾工作，把游擊隊變成了純軍事組織所帶來的苦果。為此，陶鑄主持召開市委會議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通過了《市委對連羅游擊隊事變的決議》。
其間，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也曾發生游擊隊員打土豪發洋財、帶槍逃跑等惡劣事件。陶鑄和福州中心市委責令福安縣委改組整頓第一支隊，撤銷了3個土匪出生的班長職務，選派3名優秀農運骨干接任……
陶鑄及時總結游擊武裝斗爭的經驗教訓，在市委決議中對于如何徹底改造游擊隊，加強閩東工農武裝隊伍的建設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和意見。他指出：要在游擊隊建立黨的組織，加強黨對游擊隊的領導，保證游擊隊能百分之百執行黨的主張和決議；游擊隊的一切工作應當經過支部來解決，政治委員不應當包辦一切，但政治委員必須成為游擊隊政治上的唯一領導者；游擊隊要響應“到群眾中去”的號召，積極參加農村斗爭，反對脫離群眾；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強紅軍三大紀律教育，反對極端民主化，隊員觸犯紀律的，不能姑息遷就，應予以紀律制裁……
這些意見、建議涉及組織、紀律、生活、教育、軍事訓練等方方面面。隨后，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與第十三支隊按照市委決議精神進行了整頓，建立了正常的軍事訓練和政治學習制度，加強部隊黨的建設，健全了游擊隊特別支部，下設3個小組，還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做到官兵平等、政治民主、經濟公開，保證了縣委對游擊隊的領導，使閩東地區武裝斗爭重新活躍起來。
可見，閩東工農游擊武裝的發展壯大，浸透了陶鑄同志的大量心血。陶鑄在領導閩東游擊武裝斗爭中，言傳身教并重。1932年12月，他再次深入連江，和駐扎在丹陽山區文朱村的游擊隊一起爬冰臥雪，指導軍事訓練，開展游擊武裝斗爭，實行土地革命。面對漫山雪景，陶鑄即興吟詩三首，其中一首寫道：夜冷風寒熱血浮，未除蔣賊恨難酬。隨游山頂觀飛雪，待看赤旗遍九州。
陶鑄精心指導創建的這兩支游擊支隊，一南一北，像兩把鉗子夾擊敵人，攪得福安、壽寧、連江、羅源等地國民黨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惶惶不安，但給貧苦農民以希望和鼓舞。
改造、鑄魂！不僅抓軍事訓練，而且思想熔鑄；不僅授之以術，而且鑄之以魂。或許，這也解開了一直盤繞在人們心頭的謎團：為什么區區閩東千余之眾卻可牽制國民黨十萬兵力？葉飛未上過軍校，為什么也具有如此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這些在當地黨史研究上也很少觸及。梳理這段歷史，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隊伍有了靈魂，就戰無不勝了。1933年春，閩東各地遍鬧饑荒，陶鑄指示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與第十三支隊踴躍投入春荒斗爭。其間，他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粉碎了敵人多次的圍剿，根據地不斷擴大。福安、壽寧、連江、羅源等地黨組織在游擊隊的積極配合下，掀起了群眾性分糧運動。與此同時，各地還采取抓來土豪地主課以罰款贖回的辦法，籌集了一批經費，解決了部隊給養，也幫助市委解決了財政上的困難。
以這支隊伍為骨干創建的閩東紅軍獨立師，隨后就在這塊熱土上演了又一曲以少勝多的革命戰爭傳奇。1934年冬，國民黨當局在中央紅軍北上長征之后，進一步調集重兵，對閩東蘇區發動了殘酷的大規模“清剿”。閩東特委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帶領這支隊伍，獨撐危局，借山高壑深等地形優勢，保存了有生力量，堅持了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牽制了國民黨十萬兵力，也有力支援了中央紅軍長征，并以創建我國南方最后一片革命根據地載入史冊。
也正是這支隊伍，后來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夜襲上海虹橋機場、萊蕪戰役、黃橋決戰、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甘嶺戰役……帶著“百旅之杰”“可做本軍表率”（陳毅贊語）的榮光，成為一支光榮的鐵軍勁旅。京劇《沙家浜》、電影《英雄兒女》，讓他們的故事家喻戶曉。
1933年4月，陶鑄奉命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卻因叛徒告密被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被監禁4年，經組織營救出獄后繼續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