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丙爆出了石破天驚的材料：林茂昌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說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早年在上海如何如何。某丁補充，林把攻擊的矛頭也指向林副統帥，說他不敢到朝鮮作戰，才輪到彭德懷去指揮志愿軍。實在是大罪彌天，令人發指啊！這時，我們三類人員中那一小撮，其中最富正義感的幾個，早已沖到前面，正所謂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推的推、搡的搡、揪耳朵、按腦袋、揮拳頭、扇巴掌，一時百花齊放。但見他接連幾個趔趄，又站回原地，直著腰，硬著脖子，屏住氣息，暴出一對深度近視的大眼珠，憤怒而恐怖。可憐那遼闊而荒涼的腦門，早已是拳痕累累，青紫斑斕。重量級拳手在他的眉梁骨外側制作了一個小口，噙著一粒小小的血珠。我暗自憐憫，為他不平，轉念間更不由得耽憂：憑這些罪行，漫說挨打，殺頭也不過分哪！老林啊，就看你的氣數了！
我不幸坐在隊列前面，順手拾起那付幸而沒有摔破的眼鏡。壞事了！指導員先生冷眼一瞥，幾個善解人意的朋友立刻作出反應：嗷嗷叫著，把我拉出隊列，樹為第二個靶子。這新靶子立刻中了三支箭：第一，同情反革命分子林茂昌，為他拾眼鏡就是證據；第二，說林茂昌缺酒，還不如被判苦役的巴黎公社社員，他們在新喀里多尼亞服刑，還每周供酒69厘升；第三，說酒可以溶解怪哉蟲，怪哉蟲是屈死冤魂的化身——替林茂昌喊冤叫屈。我于是連連認錯，誠懇檢討。替林拾眼鏡是錯誤的，但是我害怕它傷了幾個積極分子的腳(他們照樣免不了明天的重體力勞動，不能讓那碎玻璃危害共和國的建設事業)；法國當局給囚徒供酒，是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所載，那本書是在馬克思指導下撰寫、馬克思支持下出版的；至于“怪哉”等等，則出于魯迅的作品，我提到它，與林茂昌不相干。馬克思、魯迅，兩個圣人的亡靈算是有效的擋箭牌，加以我的罪惡本不重大，指導員也不愿轉移了批林的目標，我于是低頭到散會作罷。拾眼鏡的風波畢竟還是緩解了老林的危機。我正年輕力壯，平時也不是一顆好剃的頭，清算我的時候，那幾位可愛的朋友，他們的拳腳忽然想休息一下了，站在那里也有點尷尬，便紛紛退了下去。林茂昌也已經成了死老虎，沒啥搞頭，這個美麗的批斗會如何收場，只好留給主持人去費心了。
會后，大家都擔心老林會受到什么懲處，而他本人卻很泰然。自卜吉兇，他說，十有八九是不了了之。時間一長，果然應驗。納罕之余，我私下向他討教這其間的原委。說穿了也很簡單。那些對我們行使專政權的，“紅”倒是“紅”,“專”卻談不上。在他們眼里，像我這樣的小青年都是很有學問的人了，林茂昌簡直就是權威。林說“1+1=3”，他們會當成“電能使燈泡發光”，深信不疑。何況他所說的，又不是那些人的報紙上載的什么水稻畝產6萬斤，而是鐵一樣的事實。臭是臭一點，但是事實，如同1960年那40斤洋芋一樣。既然是事實，又不夠光彩，就忌諱再觸動它。我們家鄉有一種露天糞便池，叫“官茅廁”，老鄉說，“官茅廁不攪不臭，越攪越臭”。林茂昌的過關，實有賴于指導員之流的政治才干，他們確乎借鑒了我故鄉父老研究官茅廁的思想成果。
而我卻噩運難逃，由于難友出賣，他們對我動了真格。1968年，在阿克蘇的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里，三四個人辛苦了一個通宵，給80個反革命分子定了刑。作為1/80個夜晚的革命成果，我被判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從此告別了那個隊，那個班，也再沒見到過林茂昌了。
黃河水清的時節，我來到蘭州。友人作陪，徜徉河畔。金城關下流水如潮，白塔山前風涼似簫，一通古碑頂著殘陽。我想起了林茂昌。聽說他平反后回到蘭州，補了2萬元工資，還沒來得及飲多少酒，便匆匆地死去。二人于是步入酒店，相與舉杯：
來，澆塊壘！來，釋怪哉！
1999年元月28日寫于樂山百祿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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