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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節臨近。

接連幾日，圍繞著新快報和這家報紙記者陳永洲的風波，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關于媒體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間瞬間流行，不斷加劇著中國新聞人的內心憾恨。

誠然，案件仍在審理，一切還未塵埃落定，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媒體責任的體認、對職業操守的反思。這樣的一個事件，將一道考題如此沉重地擺到了新聞從業者的面前：我們正處于怎樣的歷史方位，面臨何種時代挑戰，擔負什么社會期許，又被賦予了哪些使命？我們該如何鑄造鐵肩，擔負起時代的道義？

人們最為關切的其實是：轉型期的中國，面對錯綜復雜的生存環境，新聞人何以立足、如何自處、怎樣作為？當十八大報告將輿論監督與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們的輿論監督生態是否健康，我們的媒體從業者能否當得起這份信任？

對任何一個追求文明進步、民主法治的國家來說，新聞媒體的作用不可小看。它們客觀公正的報道、抑惡揚善的定位，是公眾利益的守護者，是為社會導航的瞭望哨、雷達監測儀。鋒芒銳利的輿論監督，每每刺穿社會的膿瘡，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行進在現代化歷程中的當代中國，一樣對媒體監督的社會功效，有著生動而豐富的揭示。正是記者調查揭開了“孫志剛之死”的謎團，引發全社會反思，推動了收容制度最終廢除；正是媒體堅決不為私利所誘、秉持正義良知，“封口費”最終沒能封住山西繁峙礦難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場新聞行業的清理門戶行動；正是財經媒體獨立、專業的報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眾，迎來了證券基金市場的行業整治；正因有對“被精神病”現象的不斷批評監督，推動了“精神衛生法”有關條文對這一現象的關切……對于那些堅持新聞理想、職業操守的媒體和記者編輯來說，這份職責，神圣而崇高；這種奉獻，雖九死而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