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
惠州來了“羅老板”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當時的惠陽縣)出現了生面孔：兩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他們大搖大擺地進出著城里最高級的旅店、酒家，擺足了譜。
傳說這兩個人一個是“香港昌業公司”的總經理“羅老板”，另一個是另外一個香港大商行的“少東家”，因為香港被日本人占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實，他們的真實身份都是地下黨員，“羅老板”是惠陽縣委組織部長兼武裝部長盧偉如，“少東家”是惠陽縣梁華區區委書記陳永，他們來到惠州，是為了建一個秘密聯絡站來接應即將到來的文化人。
惠州市惠城區黨史研究室主任肖毅告訴記者，廣東省有一條名為“東江”的河流，這條河流經粵東包括深圳、東莞的多個地區，惠州是當時“東江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選擇這里作為交通線的一環，出于幾點考慮，一是這里靠海，水陸交通比較方便，坐船可以到達韶關、桂林；二是惠州的政治優勢，當時這里有一支共產黨領導的粵東地區武裝力量，可以配合營救行動。
但是當時的惠州，并不是一個平靜的城市，據史料記載，日軍先后四次從大亞灣登陸，到惠州燒殺搶掠，1942年初，本來駐扎在惠州北面的國民黨一八七師把軍隊開了進來。
對很多要從這里潛回大后方的文化人來說，這可不是好消息，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為躲避國民黨頑固派迫害而避居香港的。
盧偉如和陳永在惠州轉了幾圈，最后包下了當時城里最豪華的旅店——東湖旅店的二樓。
就在他們的樓上，住著一八七師的師長張光瓊。
盧偉如后來回憶，他們把聯絡站設在東湖旅店，是經過一番觀察和了解的結果，張光瓊性喜漁色，把這里搞成了一個“安樂窩”，但又怕被人知道，于是天天布置人在門口站崗，這樣一來，城里的特務、暗探反而從來不敢進來搜查。
“對于黨的地下工作來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肖毅說。
盧偉如他們選擇這里做了聯絡站后，在城里租了一間關了門的商店和幾間民房，對外稱用來安置“從香港逃難來的親友和伙計。”盧偉如的兒子盧曉衡后來回憶，當時母親葉景舟還在區委工作，和父親定了親，但還沒辦婚事。就在盧偉如的布置任務完成不久，母親被組織派來和父親“火線完婚”，來充當“羅老板”剛剛從香港接來的妻子，以達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家眷”到了，“羅老板”的買賣也開張了，盧偉如通過游擊隊從香港運來了幾十擔的煤油、棉紗、汽車輪胎，囤放在城里的“東和行”，這家商行的幾位老板都是和共產黨有聯系的農工黨黨員，盧偉如利用這家商行，為自己的身份打掩護，并通過買賣籌款。
在盧偉如的有意結交下，樓上的張光瓊也很快成了這位“大老板”的酒肉朋友，兩個梅縣的老鄉“一見如故”，后來，“羅老板”的另一家商行“源吉行”被日本飛機轟炸失火，張光瓊還主動派兵過來滅火。
因為“羅老板”做的都是熱門貨的生意，城里的軍政官員們也涌到東和行買貨，盧偉如就利用這個機會，來探聽國民黨軍隊布防的情況。此時的惠州城內外，國民黨的軍隊和中統的特務組織設立了眾多的水口和檢查站，為了讓文化人能順利通過，盧偉如花了一大筆錢來宴請國民黨的高官們，推杯送盞間，他提出自己有些香港來的親友、同事，想要去后方避難，請他們“高抬貴手”，雖然在座的高官們都同意“行個方便”，但是盧偉如還不放心，又到沿途檢查站的軍團部里上下打點，不僅團長和副團長得到了留聲機這樣的厚禮，甚至連這個團的營、連長和關卡上的哨兵，都收到了斜紋布這種戰時的稀缺物品。
1942年的除夕前夜，“羅老板”終于等到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東和行的外鄉人
第一批到來的文化人由張友漁帶隊，總計有20多人，其中包括茅盾夫婦、廖沫沙、葉以群等人，當天他們行進了近五十公里，到惠州已經是深夜。
文化人到惠州后，都被盧偉如領進了東湖旅店。肖毅告訴記者，接到這些人以后，盧偉如首先考慮的就是如何隱蔽他們。東湖旅店并不算太大，況且張光瓊帶人住在這里，來的人太多的話，暴露的危險性會大大增強，而且保不準就有國民黨官兵看到過茅盾等人在報紙上的照片，那時麻煩就大了。
第二天，文化人就被“分流”了。
其實，在他們到達之前，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已經到過惠州城，廖承志看了盧偉如的準備情況，提前做了幾點安排：文化人到達惠州后可以和盧偉如他們一起住在東湖旅店，但是茅盾這樣的知名人士要在“東和行”隱蔽起來，以免被人發現。盧偉如的“昌業公司”只是一個空殼，一旦有人去香港查證，便會迅速暴露。所以，廖承志指示曾經在香港開設過“東利運輸公司”的廖安祥留在這里開辦一個新商行“源吉行”，對外宣稱，“羅老板”是這家商行的大東家。
盧偉如向文化人公布了幾條注意事項，讓他們把身上可能會暴露身份的筆記本和鋼筆統一上交，集中保管。考慮到這些文化人大多來自北方，不懂當地話，他們被要求不準隨便上街，也不要在生人面前開口說話。
第一批住在“東和行”的文化人因為天天不能出門，都憋壞了，有次想要在門口透口氣，剛嘰嘰咕咕說了幾句話后就遇到兩個在街面上晃蕩的警探，一聽他們不是廣東本地人，非要進到“東和行”里搜查。
盧偉如想起這件事都后怕——當時他正好也在，看到情勢不妙，連忙跑去打圓場，說這幾個人都是自己公司的商人和伙計，因為香港被日本鬼子占領了，準備回家逃難。但是費了半天口舌，兩個警探還是不肯作罷，千鈞一發之際，一個人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嚷嚷著“這么多人圍著干什么，搞什么鬼！”
看到這個人，盧偉如心里暗道：救星來了！原來這個人是當地國民黨駐軍一個營長的弟弟，常常和盧、陳等人在“東和行”打牌，和他們都混得很熟。盧偉如趕快把他拉到一邊，塞了一把票子，讓他幫忙說情。收了好處，這個人威脅兩個警探：“這個是張師長的朋友！”見張光瓊被抬了出來，警探們只好放棄了搜查，灰溜溜地走了。
這件事給了盧偉如等人一個警示，之前，他們太過于專注和國民黨的上層拉關系，忽視了中下層。正好，在廖安祥的經營下，“源吉行”的生意也是日益興旺，有了經濟基礎，盧偉如宴請高官們的規格也上去了，他經常帶著他們包下西湖艇吃飯，還替他們從香港帶回緊俏的商品，對于基層官兵，也開始頻繁送禮。
國民黨駐軍的胃口被喂大了，他們提出讓“羅老板”為每位連以上的干部做一套高檔西裝。
盧偉如不動聲色地答應了，繼續觥籌交錯。
“羅老板”又提出：這些商人和伙計都要返回內地了，需要難民證，酒桌上的國軍高官們痛快地答應下來。
正月初三下午，茅盾這批文化人登上了開往老隆的大船。后來，多則幾十人，少則幾個人，“羅老板”又從惠州送走了幾百個“熟人”。
陸上的接力似乎“接棒”順利，但從海上營救文化人的那條線卻出了個大麻煩——他們把何香凝、柳亞子弄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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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琰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