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點：深入“平凡的世界”
所以說，面對當下文學書寫中時代英雄形象“疲軟”、英雄敘事“失重”的缺憾，有必要回到書寫英雄的原點：在今天這個時代，要書寫怎樣的時代英雄，怎樣書寫時代英雄。
書寫政界、商界、文化界的非凡人物，決不能止于“講述追求名利與權力、實現利益最大化和謀求事業成功、飛黃騰達”的個人傳奇，仍需建構現代性的理想維度和重視道德價值。同樣重要的是，盡管商界巨子、政壇要人、科技先鋒、文化精英是表征了時代特色的英杰雄才，然而在和平發展的年代，面對的更應該是“凡人開啟的英雄時代”。
凡人是這偉大時代的負荷者。在和平發展的時代，凡人樸素的堅守、靜默的付出對于時代與社會的推動、所展示的道德價值與精神境界毫不遜色。小人物正在以凡人身上的英雄性改寫“英雄”的當代意義。文學作為對社會生活的藝術呈現、對時代精神的藝術傳達，如何在普通人中發現英雄，深入“平凡的世界”，書寫代表了時代的凡人英雄，是考驗當代文藝創作者的重要藝術命題。
縱觀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其實并不缺乏對于“凡人”和“小人物”的描寫，但是文學作品對于“凡人”的表達往往交織著“苦難焦慮”。底層文學雖然懷著占據優勢的道德情懷，用自上而下的悲憫目光關注社會下層的小人物，力圖表述底層，不過卻因介入生活的強烈道德激情，而導致表述小人物底層經驗的“失控”。
對于社會底層小人物性格、命運的書寫，總為一種深重的“苦難焦慮”所支配——“寫到‘男底層’便是殺人放火、暴力仇富，寫到‘女底層’常常是賣身求榮、任人耍弄……不見溫暖，不見尊嚴，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絕望，鮮有十分豐饒的精神質感。”在新寫實文學中，凡人的人生則是“一地雞毛”，瑣碎暗淡，小人物就是穿行于世間的“行走的雞毛撣子”。小人物的生活宛如張開的灰網，個體深陷其中而難以超拔。“平凡的世界”里沒有激情和光亮，除了平庸和乏味，一切價值判斷在這里中止，似乎這就是凡人生活的原生態。到了“新市民文學”，對于凡人的書寫又不免陷入“欲望的圈套”。以上種種對于凡人的敘事將小人物的生活簡化為一種形態，忽視、錯過了對于凡人的理想、信念以及他們身上的“英雄性”進行開掘的可能。
“十七年文學”在塑造“凡人英雄”的層面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價值。盡管這個時期所描寫的凡人出身的“英雄”最終往往“超凡入圣”而有過度演繹政治理念之嫌，但是其注重書寫普通人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歷程，充分表現凡人在革命斗爭、社會變革、城鄉建設、日常勞動中煥發出來的英雄性與崇高美，尤其是通過塑造平民或中下層出身的英雄形象以“造就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理想，自覺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與價值的主體”，引導受眾認同自我作為“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與理想性”的新主體，這樣的藝術表現與社會追求不能不為今天的書寫者重視和借鑒。
作家方方有個精彩的短篇，名為《埋伏》。故事不長，敘事不“宏大”、姿態不“高昂”，字里行間亦不見滿溢的道德激情，卻將一個“凡人英雄”的形象塑造得打動人心。《埋伏》講的就是有關“埋伏”的故事——鋼廠保衛科科長與手下一名科員為了協助公安部門偵破惡性連環入室劫殺案而在嫌犯窩點之一堅守埋伏。小說中的科長是一位轉業老兵，年紀不小、膽子不大、為人“機械”、升官無門，也說段子、也嘮八卦。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在罹患肝癌末期的情況下，沒有一句豪言壯語，隱瞞病情，盡忠職守，在公安部門分配的毫不起眼、與案件沒有重要關聯的埋伏點，機械呆板地堅守了一個半月，直至病逝。正是這樣的堅持，有效牽制和震懾了案犯潛回取走外逃資料，最終促成案犯落網。作品沒有描摹科長英偉之外貌、激昂之話語、甚至不著名姓，可是全篇讀來，平凡科長的英雄形象躍然紙上。小人物因這樣質樸的堅持、簡單的信念而煥發出“英雄性”，令人仰視，心向往之。
這個時代絕不只有一個、兩個“科長”這樣的凡人英雄。小人物對于社會責任的勇敢擔當、對于承諾的堅持、對于生活困境的反抗、對于尊嚴的捍衛，這些莫不可以“英雄”視之。英雄不遠、英雄可及，在當下，“凡人英雄”就是撐起天幕的脊梁。當代文學理應真誠地書寫時代的“凡人英雄”，凝聚起共同理想，在對時代要求的呼應中重鑄英雄敘事的魅力。
（葉 李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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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琰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