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右起：洪雪飛、汪曾祺、楊毓珉、軍代表、萬一英、陸松齡、遲金生。
現代京劇《沙家浜》聞名遐邇，其唱段更是膾炙人口，廣為傳唱。然而，當年劇作者汪曾祺、楊毓珉等與《蘆蕩火種》、《沙家浜》之間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老舍“最怕”汪曾祺
我第一次得知汪曾祺的大名，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北京文學”發表他的小說《受戒》。其實，汪曾祺的成功絕非偶然，早年，他是沈從文先生的得意門生，頗有沈先生的風范。在老舍先生任市文聯主席時，汪曾祺的才學也同樣被老舍所看重。有一次，老舍先生在思想生活會上說：“我在市文聯只怕倆人，一個是端木蕻良，另一個就是汪曾祺。他們書讀得比我多，學問比我大，今天聽了他們的發言，我就放心了……”當然，這是老舍先生的謙和之言。
汪曾祺五十年代到北京文聯工作也與楊毓珉有關。市文聯德高望重的老領導王松聲曾回憶說：“我和汪曾祺、楊毓珉都是西南聯大的同學。解放初期我負責北京文委工作。一天，楊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把他領到我的辦公室介紹給我，并說汪曾祺也愿意來文聯工作。我說，那好啊！本來我是一句客套話，沒想到，楊毓珉卻當真了，他把汪曾祺領到人事科說松聲同志已同意汪曾祺來文聯工作了，那時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沒當回事的汪曾祺，就這么簡單地成了文聯中的一員。”從此便在《北京文藝》和《說說唱唱》當編輯。
后來，年輕氣傲的汪曾祺被劃成右派,下放到壩上草原的河北沽源縣馬鈴薯研究站。在那里，汪曾祺勞動之余，還日復一日地畫土豆，后來竟然達到一種“想畫不像都不行”的熟練程度，這也為日后他的文人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軍民魚水情的唱詞卡殼了
1960年初秋，由于汪曾祺表現較好，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調回了北京，并在北京京劇團做專職編劇，參加了改編《蘆蕩火種》的工作，從編劇到任《沙家浜》主筆,汪楊兩人再續前緣。因為最知汪曾祺實力的莫過楊毓珉，他極力向上推薦，可是當時從外地調到北京工作手續繁雜。說來也巧,時任人事局的孫局長也是個京劇迷，所以一提此事便大開綠燈。汪曾祺從塞外重進北京，又是其命運的一個轉折點。
我在和楊毓珉相處的日子里，曾懷著敬佩之情，好奇地問及“沙家浜”那些精美的唱詞，才得知：“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的妙語是出自汪先生之手，“風聲緊，雨意濃，天低云暗”則是出自楊先生的筆端。一個把革命者寫得大氣磅礴，另一個把思念戰友之情寫得蕩氣回腸，那時的汪楊也就四十幾歲，堪稱才華橫溢。
楊先生清晰地記得：1963年接到了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的任務后，薛恩厚、肖甲、汪曾祺和他進駐了頤和園的龍王廟，那時已是秋風瑟瑟，落葉飄飛的季節了。改編《蘆蕩火種》僅用了十天。集體討論，分頭執筆，但其中主要場次如《智斗》、《授計》都是汪曾祺生花妙筆。前幾場戲寫來還算順暢，當寫到軍民魚水情時卡殼了，戲詞不是過于平淡就是落于俗套，又不上口，當時劇組的駐地環境非常優美：湖光山色，清爽怡人。伙食也很好：一日三餐，有魚有肉，還有蝦，吃罷午飯一覺睡到日西斜……這本是一位編劇很隨意的打油詩，描繪了當時生活的情景，卻一下子激發了大家的靈感，于是七嘴八舌的一湊，這場唱詞便脫穎而出：
“你待同志親如一家，精心調理真不差，縫補漿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魚蝦……”
毛主席提出三點建議
京劇《蘆蕩火種》在1964年全國現代戲會演中深得好評。毛主席看后提出了三點意見：胡傳魁、阿慶嫂、刁德一人物刻畫得較好，新四軍形象不夠；最后可開打，更符合中國人民斗爭生活；劇名拗口，可改成《沙家浜》或《蘆葦蕩》。
后來京劇《蘆蕩火種》的劇名就改成了《沙家浜》。
1965年春，又布置了改編《紅巖》的任務。創作人員和演員又到渣滓洞、華鎣山體驗生活。當正要動筆寫《紅巖》劇本時，又來了命令：調肖甲、楊毓珉、李慕良改《沙家浜》劇本。
在上海也是用了十天改出了劇本，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加強了軍民關系，豐富了郭建光的戲份，“斥敵”使阿慶嫂巧妙地掩護了沙奶奶脫險。武裝打進沙家浜，既增加了“奔襲”、“突破”、“聚殲”三場戲。李慕良設計好新詞句的唱腔，肖甲安排好舞臺部位，最后汪先生又通改一遍。4月底，原班人馬抵滬開始排練，5月1日在上海人民大舞臺首次公演了，也就是現在被視為紅色經典的《沙家浜》。
時過境遷，汪楊兩位長者都已作古。每當聽到名家和戲迷朋友合弦而唱 “沙家浜”名段時，悠悠懷念之情便油然而生。（段燕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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