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與限時會客
陳寅恪老師除了執著于中古史，他業余生活唯一的癖好是賞玩京劇(即票友)，俗稱玩票的。自從陳老師與我們“戲劇研究小組”結緣之后，他玩票的勁頭更足了。適逢中山大學欲成立京劇票友會，當時，玩票最有凝聚力的人物自然是陳寅恪老師。他經常隨我們組去廣州聽戲，從不缺席；在家里，一時來了興致，便隨口哼上幾句……京劇那優美的旋律所帶給他的快樂，外人是不好言詮的。至于京劇票友會的籌劃成立和最初的活動情況，“戲劇研究小組”組長余懋盛在其自傳《萍蹤浪影》中是這樣敘述的:“京劇票友會最初是由陳寅恪教授與歷史系的端木正副教授牽頭、串聯、發現京劇愛好者而籌劃組織起來……當年，我們京劇票友會就把陳寅恪老師家的客廳作為活動主要陣地。每逢周日，我們都到陳府唱戲、排練走場。中午，陳老師還要提供午餐，或包餃子、或煮面條，這對我們學生娃來說，就是改善生活了。有時，我們還要請廣州京劇團的名演員——新谷鶯、傅祥麟來校教戲、排戲，所有的招待費用都是陳老師慷慨解囊。當然，其他老師，特別是王季思、董每戡教授也作出不少的貢獻。而我們這些學生票友，只管學、只管吃、只管玩，非常開心。我真正認識大師，是從此番京劇玩票開始的。他非常喜歡聽京劇(因為看不見，只能聽)，是個熱心的戲迷。陳老師對我特別器重，當然是指在看戲聽戲方面。可能因為我是他一個懂點戲的老鄉，在他家里，我可以隨便和他談戲，話家常。有一次，他問我:‘你是江西哪里的？’我回答:‘是景德鎮的’。他笑著說:‘景德鎮的瓷器是千古絕技，你怎么不學燒瓷器？那可是世界聞名呀！’我說:‘我家是做瓷器生意的，既不做瓷器，也不燒瓷器。我們婺源人都是經商的’。他興奮地說:‘你是婺源人，你家是徽商了。過去婺源不屬江西，屬安徽。’我忙說:‘對，對，對，解放前婺源人一直在打官司，要劃歸安徽。’他又說:‘你們婺源出過大家，朱熹老夫子，你們家鄉的文化根基很深呀，怪不得你學中文……’”由此可見，在生活中，陳寅恪老師沒有一點大師的架子。他，熱情好客、為人低調、平易近人。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玩票，給這位史學大師帶來豐富而快樂的業余生活。
1954年，陳寅恪老師在一次洗澡時，不慎摔斷了腿。本來就出行困難的他更加深居簡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雖然這意外的傷病給其生活上帶來諸多不便，但卻給陳老師騰出更多做學問的時間。只是近兩年毛澤東主席曾數次寫信向其求教中國史方面的問題，且有封來信已公之于世。于是，陳寅恪教授是中國史的活詞典的傳言不脛而走。毛主席的一封信就讓陳老師一下子成為“星”級人物，向其求教者紛至沓來、門庭若市。這應接不暇的麻煩已成為他沉重的精神負擔。作為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他不情愿把自己寶貴的歲月葬送在這迎來送往之中。不得已，出以下策——與之相濡以沫的老伴心領神會，遂制定了限客、限時的規定。限客有“約法三章”:一，“好事之徒”不接見。二，陌生人不接見。三，可接見可不接見的不接見。至于具體的接見尺度全由師母一人掌握。而且在大門旁邊赫然寫著“會客不超過五分鐘”的“告示”。我和余懋盛雖然是陳老師家的常客，也不敢壞了這個規矩。有時，我倆準備了一肚子話，只能擇其一二去請教陳老師。會見時，往往是余懋盛詢問，我在一旁看表。不然，到時師母就會下逐客令。不過，此事也有例外。記得在籌建中山大學京劇票友會時，“戲劇研究小組”擬定了幾個條目去征求陳老師的意見，因為他是京劇票友會的名譽會長。此次交談，陳老師談鋒甚健，時間已超過七八分鐘了，我一再向余懋盛示意。這時，師母卻出來打圓場說:“甭管他，一提起京戲就來勁，忘乎所以……”這是我親歷的師母放寬“政策”的一次，也是我最難忘的一次。
這限客、限時之舉的確為陳老師贏得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因此，從1954年起，直至其75歲時，他終于如愿地完成了《柳如是別傳》，填補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空白。不過，陳老師晚年在完全失明的情況下，能以完成如此艱巨的學術研究任務，還得益于他超常的記憶力。余懋盛在其自傳《萍蹤浪影》中說:“陳老師雖然雙目失明，但思路清晰，記憶力超群。他家里的藏書擺放得有條不紊，所有資料陳老師都爛熟于心。聽歷史系學友羅木公平常談及陳老師，說他的記憶力真是驚人。比如當學生問到某事件、某人物，甚至細微末節，他都能迅速做出判斷，并告訴學生，到他書房第幾行書架上、第幾格層、第幾本書中、第幾頁里，自己去找找看，學生把找來的書打開一看，果真如先生所說。聽說他晚年完成的幾部巨著，全仰仗他超人般的頭腦里貯存的豐富材料，陳老師不愧為一代天才的史學大師。”
陳寅恪老師憑著頑強的毅力戰勝傷病和失明所帶給他的重重困難，完成了一部部鴻篇巨著。他鍥而不舍的治學精神，永遠是后學者珍貴的精神財富。（劉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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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琰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