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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機來說，冤有頭債有主，報復或曰報仇，首先得找準仇家。但“社會”是個極為抽象的名詞，不是某個特定的自然人，不可能得罪鄭民生。所謂報復社會，就像“敲詐政府罪”一樣，是講不通的。

但鄭民生殺人泄憤的報復沖動和意向，確是明晰無疑的。他心中糾結的怨氣，其實都能梳理出各自的源頭，歸結起來不外乎：家境貧寒，感情受挫、工作糾紛等等。這些積累起來的怨氣得不到紓解，沉淀發酵后就可能變成戾氣。這也說明，心理危機干預迫在眉睫，但政府行動還顯得有些遲緩。

比反應遲緩更糟的是，將此類惡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輕率地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邱興華案、馬加爵案、楊佳案、熊振林案之后，公眾漸漸明白，精神鑒定是程序正義的表現。但在缺乏醫療機構的正式鑒定之前，簡單地將嫌疑人視為精神病患，瘋子，也是不負責和非理性的。

遺憾的是，南平慘案之后，“精神病殺人”又成了有關部門下意識摸出的一張牌。而且事后心理疏導課上，在回答“各位同學的夢想是什么”的提問時，學生爭先恐后地說“做警察，抓瘋子”。孩子說的是稚樸的心聲，心理輔導老師和政府部門卻應明白，抓“瘋子”絕不是關鍵。

假如彼此和善友愛互相攙扶，那么戾氣和殺氣自然會消減，至少不會彌漫糾結，遮天蔽日。希望我們能從現在警醒，加強心理緩沖地帶的營建和公共安全體系建設，切實做好福利保障。讓公平正義的陽光，驅散怨氣和戾氣，溫暖每一個人。（李曉亮 原題：醫生變屠夫，驚醒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