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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流的意見顯然來自法律界。法律人認為，我國酒后駕駛之所以嚴重且屢禁不止，根源在于我國法律制度不健全——以普通的交通肇事罪來處罰，一方面對那些酒后駕駛但未形成實際危害后果的司機無法處罰，另一方面，一旦形成嚴重危害，又顯過輕；如果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處罰，對司機則有失公平，因為和那些以爆炸、決水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相比，酒后駕駛肇事者的主觀故意還是要輕很多。于是法律人提出，在中國可以設立危險駕駛罪：只要某人的駕駛行為形成了對公共安全的現實危險——比如多次酒后駕駛或醉酒駕駛，或者超高速駕駛，或者故意駕駛不符合安全性能指標的車輛，即便沒有實際肇事，也可以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這的確是個不錯的主意，可有哲言云：“法律的威嚴來自于人們內心的信仰。”在一個將危險駕駛行為崇尚為英雄壯舉的社會，我們難以真正期待“危險駕駛罪”能走入更多人的內心并形成他們的法律信仰。如果，一方面少數人主張以嚴刑峻法打擊酒后駕駛，另一方面卻有多數人還在為酒后駕駛喝彩，這豈不是全社會的尷尬？

酒后駕駛在中國的“民意基礎”，讓我想到了人類社會從蠻荒走向文明的歷程，遠古時代，人們以樹葉遮體甚至一絲不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到了衣食文明的今天，如果還有誰裸奔于市井，即便有公安局長表態說不干預，恐怕也是很丟人的事情。由是可見，對于酒后駕駛這種看似壯舉實則野蠻的行為，我們除了法律，更需要觀念上的更新。誠然，一種觀念的更新有其歷史過程，但公眾人物、社會領導者的垂范，能夠極大地促進這一過程的加速。（陳杰人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