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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學院給這些學者、教授們，也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們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權力和民主氛圍。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觀點都可以充分發(fā)表。學生們也可以充分發(fā)表自己的不同學術見解，可以向權威們挑戰(zhàn)。過去我曾講過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時和一些權威辯論的情況，其實這在加州理工學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時，我們這些搞應用力學的，就是用數學計算來解決工程上的復雜問題。所以人家又管我們叫應用數學家。可是數學系的那些搞純粹數學的人偏偏瞧不起我們這些搞工程數學的。兩個學派常常在一起辯論。有一次，數學系的權威在學校布告欄里貼出了一個海報，說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講理論數學，歡迎大家去聽講。我的老師馮·卡門一看，也馬上貼出一個海報，說在同一時間他在什么地方講工程數學，也歡迎大家去聽。結果兩個講座都大受歡迎。這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風氣，民主而又活躍。我們這些年輕人在這里學習真是大受教益，大開眼界。今天我們有哪一所大學能做到這樣？大家見面都是客客氣氣，學術討論活躍不起來。這怎么能夠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更不用說大師級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學院還鼓勵那些理工科學生提高藝術素養(yǎng)。我們火箭小組的頭頭馬林納就是一邊研究火箭，一邊學習繪畫，他后來還成為西方一位抽象派畫家。我的老師馮·卡門聽說我懂得繪畫、音樂、攝影這些方面的學問，還被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吸收為會員，他很高興，說你有這些才華很重要，這方面你比我強。因為他小時候沒有我那樣的良好條件。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課。我從小不僅對科學感興趣，也對藝術有興趣，讀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像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念書時就讀過了。這些藝術上的修養(yǎng)不僅加深了我對藝術作品中那些詩情畫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學會了藝術上大跨度的宏觀形象思維。我認為，這些東西對啟迪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是很重要的。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chuàng)新的思想往往開始于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想中得到啟迪，然后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
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的學校，光是為中國就培養(yǎng)出許多著名科學家。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學院出來的。郭永懷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他也是馮·卡門的學生，很優(yōu)秀。我們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討論問題。我發(fā)現他聰明極了。你若跟他談些一般性的問題，他不滿意，總要追問一些深刻的概念。他畢業(yè)以后到康奈爾大學當教授。因為卡門的另一位高才生西爾斯在康奈爾大學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懷，邀請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懷回國后開始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我們一起開創(chuàng)中國的力學事業(yè)。后來搞核武器的錢三強找我，說搞原子彈、氫彈需要一位搞力學的人參加，解決復雜的力學計算問題，開始他想請我去。我說現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導彈，事情很多，我沒精力參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薦一個人，郭永懷。郭永懷后來擔任九院副院長，專門負責爆炸力學等方面的計算問題。在我國原子彈、氫彈問題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飛機失事犧牲了。那個時候，就是這樣一批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人把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導彈、衛(wèi)星搞起來的。
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chuàng)新精神，培養(yǎng)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yǎng)不出頂尖帥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創(chuàng)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yōu)秀學生就是要有創(chuàng)新。沒有創(chuàng)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yōu)秀學生。
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的發(fā)展。
我說了這么多，就是想告訴大家，我們要向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學習它的科學創(chuàng)新精神。我們中國學生到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回國以后都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學習過的人都受它創(chuàng)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創(chuàng)新不行。我們不能人云亦云，這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chuàng)新。
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fā)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涂元季 顧吉環(huán) 李 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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