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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中衛鄉人望村農民常茂忠手上夾著一支剛剛點燃的香煙站在自家院中。他看著眼前跳躍的小孫女，不由得心里盤算：“春節過后，再把小女兒嫁出去，這輩子就沒什么可操心的了。”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時候。大女兒已經招親，并為常茂忠生育了一個孫女；21歲的小女兒即將出嫁——養育了兩個女兒的常茂忠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父親，差不多就快功德圓滿了。
雖然小女兒剛到法定結婚年齡就張羅著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兒其實都是晚婚晚育的實踐者。這和中國近三十年所倡導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
與全國其他地方農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農民生育兩個孩子，都屬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許當地農民有條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國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
這個被簡稱為“晚婚晚育加間隔”的政策，自1985年開始在翼城試行至今，已有24年。
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歲的常茂忠終于完婚，他趕上了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
常茂忠是穿著打補丁的褲子結婚的，他那時的貧窮和百廢待興的中國并無二致。建立在犧牲和限制農業發展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使得農民普遍處于貧困之中，當時人均糧食占有量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憑票供應。
同時，全國有兩千萬人需要安排就業，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央農辦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機而失去工作返鄉的農民工數量。這個龐大隊伍令當時的各級政府深感頭痛。1978年11月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上，城鎮青年的就業和待業問題、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問題成為會議的焦點。
1979年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是推動全國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會議。“計劃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搞不好，就要拖四個現代化的后腿。”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說，“要心中有數，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勵生一胎，把人口降下來。”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或者節制生育是工業社會以來人們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中國那時確定的經濟發展目標，已經等不及完全依靠生產力的發展來控制人口。198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50美元，2000年則要達到1000美元。據測算，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要實行更嚴格的一胎政策。
1980年2月2日，陳慕華在婚姻、家庭、計劃生育新風尚座談會上講話說：“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農村90%的育齡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本世紀末，我國總人口才能控制在12億左右。”會議認為，把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放到抓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上，這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項戰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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