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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是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繼工業文明之后，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生態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生態文明的經濟模式是生態經濟，這種經濟不是把財富的獲取建立在破壞生態系統的基礎之上，而是在生態系統的極限之內組織人類的經濟活動。生態文明的政治結構強調人類整體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滿足的優先性，倡導全球治理和世界主義理念。在生態文明時代，科學技術不再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復生態系統、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助手。生態文明的有機自然世界觀凸顯作為整體之自然的內在價值，強調自然是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的倫理體系凸現關懷、責任與和諧價值，倡導理性消費與綠色生活方式。
這樣一種全新范式的文明不會自發地產生。它需要生態公民的自覺追求和積極參與。具有生態文明意識且積極致力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現代公民就是生態公民。生態公民是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基礎。
作為生態文明的建設主體，生態公民具有四個顯著特征：
生態公民是具有環境人權意識的公民
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和國家對于個人權利的保護是現代公民意識的本質特征。擁有公民身份即意味著擁有獲得某些基本權利的資格。由于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是基本權利的合法擁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權利又被稱為人權。人權的范圍是逐步擴展的。在當代，環境是人權的重要內容。
20世紀70年代，生態環境的惡化日益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和生存質量，環境人權于是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197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發表的《東京宣言》首次建議把“人人享有不損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環境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明確指出：“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有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次年，歐洲人權會議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也將環境權作為新的人權加以確立。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交的《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再次確認，“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環境意識在全球范圍的普遍覺醒，環境人權已經成為一項得到絕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共識，并逐漸被落實到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法以及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之中。
作為一項全新的權利，環境人權主要由實質性的環境人權與程序性的環境人權所構成。實質性的環境人權主要包含兩項合理訴求:一是每個人都有權獲得能夠滿足其基本需要的環境善物（如清潔的空氣和飲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環境等）;二是每個人都有權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環境惡物（環境污染、環境風險等）的傷害。程序性的環境人權主要由環境知情權（即知曉環境狀況的權利）和環境參與權（即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兩部分組成。明確認可并積極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環境人權，是生態公民的首要特征。
生態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責任意識的公民
生態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國家要求權利的消極公民，而是主動承擔并履行相關義務的積極公民。《人類環境宣言》在肯定人類對滿足其基本需求的環境擁有權利的同時明確指出，人類“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維護公共利益（特別是生態公共利益）是生態公民之責任意識的核心。從形式上看，生態公民負有的特定義務有三類:一是遵守已經確立的環境法規，二是推動政府制定相關的環境法規，三是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中主動實踐生態文明的各項規范。從其性質上看，生態公民負有的義務具有非契約性（不基于公民之間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對后代的義務不以后代的回報為前提）、差異性（那些對環境損害較大的人負有較多的義務）等特征。
生態公民還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現代社會的環境危機與公民個人的行為密不可分。單個地看，公民的許多行為（如高消費）既不違法，也不會對環境構成傷害。但是，這些看似無害的行為累積在一起，卻導致了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約束自己的這類行為，主要取決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領域的生活方式卻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公民的消費方式對商家是否選擇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方式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因此，對于環境保護來說，公民的消費美德以及私人領域的其他美德（如節儉）都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環保措施是有限的，環保法規的制定具有滯后性。在這種情況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動行為，積極參與環保事業。這種參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各種民間環保活動，二是推動政府加快環保立法。無論采取哪種方式，都離不開美德的支撐。
因此，在創建生態文明的過程中，現代公民不僅需要具備傳統公民理論所倡導的守法、寬容、正直、相互尊重、獨立、勇敢等“消極美德”，還需具備現代公民理論所倡導的正義感、關懷、同情、團結、忠誠、節儉、自省等“積極美德”。其中，關心全球生態系統的完整、穩定與美麗是生態公民最重要的美德之一。生態公民的這些美德是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得以創建的前提，也是這些制度體系得以良性運行的潤滑劑。公民如果不能養成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美德，生態文明即使能夠建立起來,也難以長久地保持下去。
生態公民是具有世界主義理念的公民
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大都具有全球性質。環境問題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許多國家（特別是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都是由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引起的。發達國家的消費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環境污染沒有國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應對全球環境惡化所帶來的挑戰（如全球氣候變暖）。沒有其他國家的配合與協作，單個國家的環保努力不是勞而無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必須采取全球治理的模式；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在全球范圍同步展開。
生態公民清醒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全球性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全球維度。他們不再把國家或民族的邊界視為權利和責任的邊界，而是在世界主義理念的引導下積極地參與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世界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強調人類之間的團結、平等和相互關心，凸現對全人類的認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具有世界主義理念的生態公民不僅關心本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而且積極地關心和維護其他國家之公民的環境人權，自覺地履行自己作為世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一方面積極推動本國政府參與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另一方面又直接參與各種全球環境NGO（非政府組織）的環保活動，致力于全球生態文明的建設。
生態公民是具有生態意識的公民
健全的生態意識是準確的生態科學知識和正確的生態價值觀的統一。生態科學知識是生態意識的科學基礎，生態價值觀是生態意識的靈魂。只有樹立了正確的生態價值觀，人們才會有足夠的道德動力去采取行動，自覺地把生態科學知識應用于生態文明建設。
整體思維和尊重自然是現代生態意識的兩個重要特征。整體思維要求人們從整體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問題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不能單純依賴技術路徑。環境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創新，更需要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相應變革。環境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環境破壞問題。它與貧困問題、和平問題、發展問題等密不可分。環境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構成了復雜的“問題群”。對于這個問題群，必須采取綜合治理措施。環境保護所涉及的也不僅僅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而是涉及當代人之間以及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關系的調整。只有同時調整好這三種關系，環境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整體思維還要求我們充分意識到，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各部分之間保持著復雜的有機聯系。人類對生態系統之整體性、變化性與復雜性的認識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類在干預自然生態系統時，必須遵循審慎和風險最小化原則，要為后代人的選擇留下足夠的安全空間。
尊重自然是現代生態意識的重要內容，也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價值理念。自然是人類文明的根基。脫離自然的文明是沒有前途的。人類依賴自然提供的空氣、水、土壤和各種動植物資源而生存。神奇而美麗的自然還能撫慰人類創傷的心靈，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滿足人類的求知欲望。對于這樣一個養育了人類的自然，現代公民理應懷有感激和贊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維護自然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認可人與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對自然頂禮膜拜，也不把自然視為人類的臣民和征服對象，而是把自然當作人類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與環境人權并不矛盾。人們對之享有權利的對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構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態服務”。作為整體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財產，不屬于任何人。因此，對環境人權的強調并不意味著人類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類只有首先尊重自然，保護了自然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環境人權才能最終得到實現。
總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態公民是生態文明的建設主體，是生態文明的制度體系得以建立并正常運轉的前提條件。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生態公民的培養當作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加以重視。（作者 楊通進）
責編：趙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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