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三十年改革開放，在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日暮途窮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造就了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特殊的“中國奇跡”，總結經驗才能繼往開來，讓實踐告訴我們智慧。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三十年前，面對“十年浩劫”造成的經濟凋弊、思想僵化的艱難局面，鄧小平同志以其世所罕見的勇氣和魄力，毅然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創新之路。從那時起到現在，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舉世羨慕的奇跡，產生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城市的股份制產權改革，產生了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GDP總量,由1978年的3600多億元增至2007年的24萬多億元,國家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000多億元激增到2007年的50000多億元。中國社會追求的總體目標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現在進一步開拓了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中華民族以更自信和成熟的心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潮流。
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之路方興未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道路任重道遠。我們有必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總結出智慧，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有利于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利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利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
一、 在傳統與革新間尋找交集
胡錦濤總書記曾指出，中國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是“既不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這句話一語中的點出了作為改革者應如何恰當處理歷史遺產的問題。歷史是鏡子、梯子還是繩子、籠子，關鍵在人如何處置。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鄧小平、陳云等杰出的開創者們，在勇敢打破“兩個凡是”的同時，也堅決反對全面否定毛澤東，對毛澤東做出功大于過的歷史評價，要求“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事實證明，這對于以后數十年維護黨和國家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謀發展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向現代化轉型的國家，合理使用歷史資源，同時不失時機地以“四兩撥千斤”的智慧進行創新，不僅不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有時反而可以事半功倍。傳統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革新的阻礙。如日本獨特的“天皇”制，就為日本的迅速現代化起了特殊的作用；泰國獨立后，至今發生過多次政變，但整個國家驚而不亂，因為背后有個立憲的傳統的國王始終在保證著社會基本秩序。
英國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先驅，人們說民主在英國是“長出來的，而不是生出來的”，一直到今天英國都沒有一部其他國家那樣的成文憲法，而只有一系列憲法性文件。英國的經驗就是適時把國家政治實踐中摸索出的好做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起來，從而一步步達到改良的目的。
八十年代以來，在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日趨沒落的背景下，中國領導人帶領各族人民，獨辟蹊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我們保持著對歷史的敬畏，對革命先烈事業的繼承，仍然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現在又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發展的科學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圣經。新時代的“以人為本”與昔日《共產黨宣言》中所追求的“未來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每個人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二者間很容易找到交集。
三十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兩個方面是最有價值的突破：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個方面我們已經取得很大成就，向世界證明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是完全可以兼容的；二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十六大所提的“政治文明”，十七大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都強烈昭示我們黨立志變革的勇氣和膽略。一些學者已指出，馬克思早就說過：民主最能體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也就是說，在這方面，我們的黨、各級政府以及公民，都在積極探索傳統和革新的最佳結合點。
二、 國家與公民一同成長
元曲里有一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它反映了在中國幾千年的王朝循環里，無論國家盛衰，老百姓的日子都好過不到哪里。有時，外表強盛的王朝，比如秦朝、元朝，在國家層面上，似乎打遍天下無對手，但老百姓甚至也包括士大夫們群體，其地位和尊嚴卻得不到任何保障，甚至生命都隨時可能被統治者剝奪了。即使在所謂漢武大帝時期，他殺丞相也如砍西瓜一樣隨便，更遑論普通百姓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講，人類歷史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逐步演化的，類似的例子，其他國家也多的是，筆者指出這些例子并不是詆毀自己的祖先。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和希臘、羅馬文化相比，中華文化里確實重國家主義重集體主義，少公民意識少個體意識，生活在公元前好幾世紀的雅典和羅馬的執政官（共和國時期的羅馬）就是選舉產生的，中世紀的歐洲也產生過幾個著名的城市共和國，英國產生于13世紀的《自由大憲章》便開始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王權的專橫，還有像陪審團等這種制度，在中華傳統文化里卻找不到這樣的實例。到近代，孫中山發生“民族、民權、民生”的號召，力求建立現代民主國家，但目標雖好，結果卻求橘得枳，先是軍閥禍害，民不聊生，后來蔣介石以“訓政”為名，也不把民權真正當回事。
1949年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國家整體看，這句話實現了，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做到了獨立自主，擁有兩彈一星，堪稱大國。但如果詳細考究到每個具體公民的地位權利，則不能這么樂觀。在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盛行的時代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所走的路，公民和國家是以“雙贏”的方式在前進的。我們逐步在社會普及起法治原則，每個人，包括通常意義上的壞人，在法律上的權利也是不受侵犯的。公審“四人幫”、公審“林彪反革命”集團，我們初步確立起這種制度。
隨著律師制度的全面推廣，一些具有標志意義的案件展示出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2003年孫志剛一案，使國家徹底廢止了城市收容遣送制度；2007年北京小販崔英杰意外刺死城管一案沒有判死刑，第一次顯示在國家與公民的矛盾沖突中，法律更照顧較弱的后者；而“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的圓滿解決，則向全國人民發出信息：法律是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的唯一準則。
在經濟領域，股份制的實踐，使我們初步懂得了產權的重要性；物權法讓中國人也開始知道什么叫“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三十年改革開放，使我們由“管治社會”走向“公民社會”；三十年改革開放，我們的國家與公民一同成長。
三、在開放中把握歷史潮流
孫中山先生說:“歷史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生,逆之者亡?！钡粋€時代的歷史潮流確切是什么，需要在開放的條件下由實踐來檢驗，不能憑主觀想象。
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革命，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那時候，由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遇到深重的矛盾和問題，勞資沖突、經濟危機、殖民主義和反帝運動等頻發，所以在馬列主義旗幟下蓬勃發展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實踐中它也的確產生了蘇聯的經濟奇跡。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適應了這一歷史潮流趨勢，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由于各國實踐的方式具有多樣性，后來的歷史實踐中，西方資本主義歷經“羅斯?！毙抡雀牧即胧?，同時借鑒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優秀成果，他們本身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取得一定成就后，以后卻日益偏離民主憲政的軌道，走上經濟和政治都高度壟斷的道路，同時固步自封地拒絕了外部世界的其他優秀文明。
所以到二十世紀后期，蘇聯式社會主義已經不能代表整個人類的歷史發展方向。以市場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和以憲政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成為世界潮流。
所有這一切，沒有全面開放的廣闊視野，我們是很難獲得的。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與這一人類歷史潮流相吻合的。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我們找準了方向，找回了勇氣，也找到了智慧。（胡海東）
責編：林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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