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可稱社會制度決定論。這出在著名的《禮記·禮運篇》中。其所謂“天下為公”的“公”，指的是財產公有制；其所謂“大同”，則指社會的公正平等。在這樣的社會里，人際間的倫理關系自然良好，每個人的道德情操也自然是高尚的。因此，作為制度化的倫理和用于教化的道德，無須存在，更用不著神靈的利誘和恐嚇。然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天下為家”是指私有制的興起，由私有制而產生國家機器、規章制度，有了規范社會關系需要，于是倫理道德也就應運而生了。就此而言，倫理道德是私有制的產物，與宗教和上帝也全無關系。《老子》有類似的意見：“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這也說明，道德說教是“家天下”中各私其私的表現，是對“大道廢”導致倫理敗壞的反應。
其次是與人性論有關的答案。這是儒家的另一個重要觀點：道德不但為社會所需要，而且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這自然本性或善或惡，其來自人的本能，則是同樣的。因此，在儒家那里，沒有什么“原罪”，也無須上帝的“救贖”，唯有“人性”的考量。
“人性論”的早期代表，當是孟子、告子和荀子。告子的名言，一曰“食、色，性也”，二曰“生之為性”。求生，而且要生活得更好，這就是人性。而生的基本前提，是食與色；“食”是維系當前生命的前提；“色”是生產生命，令種族繁衍的保障。就此而言，維護生命的需要，解決實際的民生問題，那就是善，反之就是惡。所謂“民以食為天”，“食”是支配人們行為的第一內驅力。
告子的這一思想，為荀子所繼承，但他作了負面的推演：這種“生之為性”是惡，而不是善。因為人們若完全依憑自己的自然本能去追逐“食”、“色”，那將與動物無有區別；由此造成的放縱和貪欲，對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和破壞，所以必須給以后天的教育和法治：此中“禮義”就是帶強制性的倫理道德規范。他的基本觀點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荀子的“性惡”說可能是針對孟子的。孟子是“性善”說的奠基人，他的基本觀點是，“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認為，惻隱、羞惡、恭敬（辭讓）、是非等，均屬“善”的心理，乃是派生“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自然屬性，稱作善的“四端”：“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與四肢同樣地生而有之。至于“惡”或善惡混雜，主要是后天環境使然：“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爾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人們之所以有時懶惰，有時兇暴，并非人性有別，而與收成好壞有關系。因此，孟子不但重視后天教育，同樣看重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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